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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词体理论批评发展和其意义 　　[摘要]民国词体理论批评由传统而现代的发展，其研究进程可划为三个阶段：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到抗战前、抗战开始到解放。第一阶段关于词体的见解主要来自传统词人、西化学者与文学史家。第二阶段主要有两股学术力量：一是以新文学家为代表的现代派，以新文学观念来重新阐释词体的演进与特性，从体制外对词体赋予新义、新价值；一是以词学新锐为代表的“新变派”，采用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与现代学术论文方式对词体进行专业体制内的研究，为词体自身的研究廓清了道路。第三阶段的批评与研究主要以新变派学者为主，广泛涉及词体的体制、特性、出路、功能等方面。从事民国词学的研究者有不少专业词家，又有些许新变；此期的批评研究既有所侧重又有所突破；研究方法“特技”纷呈；研究多以门径或作法为中心，而沿着教学与学术两条主线进行。民国时期的词体理论批评，既解决了历代词体上的一些重要命题与关键问题，基本厘清了词体演进的历史，区别开了诗词曲的文体特征，又真正改变了人们对词体的观念与态度，还为民国词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民国 词体理论 词学批评 传统 现代 当前对前代词体理论的研究较多，而对近代的词体理论批评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词体理论批评的研究更是少见。彭玉平所著《民国时期的词体观念》一文为论及民国词体的最早一篇，但是该文着眼点在民国词体自身问题，涉及民国时期对词体理论批评情形者相对较少。本文所说“词体”。主要指词作为文体的一种，凡是与词人、词作以及词学相关的内容，以其不属文体自身，故不在此列。词体理论的范围，主要关于词体的类属、词体的特性、词体体制（词律、词乐、词韵等也含在内）、词体功用以及词体起源与演化等问题。在此，笔者将结合以前的研究，对民国时期有关词体理论批评的进程、特点进行全面梳理与探讨，以补词体理论批评史的空白，并深化民国词及其词学的研究。 一、清末民初的词体理论批评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技术及其思潮等都发生了异于前代的变化，词学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也日渐出现，人们对词体理论的阐释与研究也随之出现变化。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对词体理论研究的进程，根据文学思想与时代风云的变化，可划为清末民初（190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战前（1919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到解放（1937年到1949年）三个阶段。 清末民初是民国词体理论批评的起步阶段。此阶段关于词体的见解主要来自传统词人、西化学者与文学史家三方面。一方面，满清遗民词人多采取传统的方式来祖述前代的词体之见，并略有申述。如俞樾、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冯煦、陈洵、陈锐等均以词话或序跋方式谈及词体。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关于词体功能、词体特性与词体风貌三者。对此，论者多从比兴寄托的角度来抬高、推尊词体。如俞樾《顾子山眉绿楼词序》云：“词之体大率婉媚深窈，虽或言及出处大节，以至君臣朋友遇合之间，亦必以微言托意，借美人香草寄其缠绵悱恻之思，非如诗家之有时放笔为直干也。”（《春在堂文集》，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郑文焯《花间集跋》亦云：“词者，意内而言外，理隐而文贵……其体微，其道尊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则云：“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这种尊体观念，受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较大。清末民初社会变革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辛亥革命、清朝灭亡等，促成了“文学救国论”思潮的高涨。在其催化下，新的社会政治批评在词学研究中开始运用并逐渐加强。如陈廷焯的“沉郁温厚”说要求词作应传达出词人对时世政局曲折微妙的心灵感应，间接反映出处大节和社会政治倾向。深化了常州派的“比兴寄托”理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的“重拙大”说也是针对时代现实提出的。“重”要求词作体现沉挚感情和深刻思想；“拙”要求词“情真”、“意原”、“语朴”；“大”要求词作“语小不纤、事小意厚”、“词小而事大、旨大、境大”以及身世之感通性灵的寄托，可谓常州派“经世致用”词学观念的发展或延伸。特别是，民国后满清遗老暗伤旧朝，多借词体来写心灵，对词体的比兴寄托特性更是多有强调、发挥。此群体对词体体制、词律、词谱、词源等问题也有传统式的探讨。如郑文焯一方面承继常州派的尊体观念，一方面探讨词体的声韵乐律，著有《词源斟律》，“间尝钩撰，以中凌（廷堪）说，薤其繁复，而演赞其未备，能者从之审声知音，将由燕乐而进于雅，歌词达于声诗，咸于是编导其渊源。”郑文焯又有《律吕古义》、《燕乐守谱考》、《五声二变说》、《词韵订律》等（但此四种遗失不传）。况周颐曾说：“夫声律与体格并重，余词仅能平侧无误。或某调某句有一定之四声，昔人名作皆然，则亦仅守弗失而已。未能一声一字剖析无遗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