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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层次上移路径、条件和策略 　　摘 要 在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视域下，通过高职“升格”是发展高职本科教育、实现高职教育层次上移的有效路径。然而，高职教育层次上移不能“一哄而上”，需要政府和学校两方面的条件作保障。在此基础上，还必须采取以点带面，全面“升格”；“示范”优先，稳定职教；东部先行，兼顾中西部；公办为主，照顾民办和稳定发展速度等策略，积极推进高职教育层次上移。 关键词 高职教育；层次上移；路径；条件；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25-0016-05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2020年要实现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将此目标对照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不难发现，我国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高职本科教育的缺失。目前，不少研究者已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职院校自身发展需要等角度，论证了发展高职本科教育的必要性。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已将大力发展高职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并着力推动其进入实践操作环节。因此，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探究发展我国高职本科教育的实践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职教育层次上移的路径选择 在理论研究领域，有研究者总结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技术本科的模式后，提出了我国发展高职本科教育的三条路径：“转型”、“合作”与“升格”[1]。所谓“转型”就是将部分本科院校改制举办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所谓“合作”就是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与普通大学合作举办高职本科教育；所谓“升格”就是少数办学质量高的高职院校“升格”举办高职本科教育。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发展我国高职本科教育，应根据我国实际进行理性分析。关于“转型”路径。根据教育部2010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本科院校数（不含研究生培养单位）1112所，其中公办418所，独立学院323所，民办371所[2]。这些学校有相当部分是由高职院校合并或升格而来，升格后多标榜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据此，有研究者认为，让这些院校改制举办本科层次高职教育，不仅可以节省大量新建高职本科院校所需资源，而且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发展所面临的同质化问题，实现高等教育的整体优化[3]。对此，另有研究者认为，“转型”路径不一定能节约教育资源成本，反而会面临脱离现实管理情境的风险，即面临原本归属高等教育司管理的非研究型本科院校转型后划归高等教育司还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的问题[4]。 “转型”后的管理体制问题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通过协调、调整，还是能够很快理顺的。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存不存在、需不需要“转型”的问题。如果如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所标榜的那样，将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人才”作为目标，那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高职本科教育并无区别，都是将“现场工程师”作为培养目标。但遗憾的是，我国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并非如所标榜的那样培养应用型人才，而是存在“盲目攀比求高，争先恐后模仿‘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5] 的问题，所培养的大多是偏向理论型的人才。因此，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并不存在“转型”发展高职本科教育的问题，而只存在具体落实培养目标的内涵发展问题。 关于“合作”路径。在实践中，2010年，河北省组织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等4所高职院校与河北科技大学等3所本科院校合作举办本科工程教育试点班[6]。2012年，江苏省进行了试点探索，确定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等2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分别与江苏大学等普通本科院校联合培养4年制高职本科专业人才[7]。这些联合培养试点工作一方面反映了高职院校迫切希望发展高职本科教育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将此视为是高职院校在现有职业教育体系下的“变通”之策和权宜之计。但这样的合作模式对高职院校的发展是不利的，其弊端在于很难保证高职院校不被普通高校同化，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体系中，处于劣势、有种被剥夺感的一方自然会参照具有优势、受欢迎一方的情况调整自身目标”[8]。 关于”升格”路径。2010年，教育部将高职院校升本定调为“不争论不动摇”的问题[9]。基于这一定调，许多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都慎谈、避谈高职升格问题，高职院校升格一时间成为敏感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其实，教育部“定调”的目的在于稳定职业教育，避免职业院校挖空心思“专升本”，走学术型本科的道路。很明显，这种“升格”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高职“升格”后，还是要继续发展职业教育。其实，潘懋元在2005年就提出“建立高职教育独立体系的构想，即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专科学校或学院：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技术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技术硕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