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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政治哲学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 　　【摘要】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范畴以现代意义，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两者关系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为其产生创造条件，国家高于且依赖于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既分离又统一；实现个体的自由成为二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关键词】黑格尔 国家 市民社会 自由 政治哲学在黑格尔创建的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他关于国家、市民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的探讨对后世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察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总结该理论的超越性，展示其思想中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双重色彩，阐释该理论对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与“国家”概念剖析 市民社会的概念并非黑格尔首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将市民社会定义为“城邦”或“政治共同体”。近代启蒙思想家以“自然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对立为框架又赋予市民社会以“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内涵。 黑格尔之前的多数思想家没有将二者进行质的区别，但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了严格区分。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社会成员满足个人需要的场所，是各个成员为了保障人身与财产等特殊利益而实现的联合。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国家是维持市民社会整体利益与安全秩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保障。至此，市民社会不再与“政治国家”相同一，而只是一个“需要的体系”，真正具有了现代意义。 黑格尔认为，国家不是人的发明物与创造物，而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①。他对国家的理解不同于契约论哲学家，以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者只以“单个人的意志”为基础形成契约、构建国家，用特殊性去排斥普遍性，这种契约遮蔽了国家应有的尊严与权威。 而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成为存在于尘世中的神圣代表与理念，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享有最高权威。他在强调国家是最高普遍物的同时也承认国家的现实性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个体自由与政治共同体整体利益之间的有机统一，是具体自由的现实。 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三个维度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是多维度的，提炼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概括为逻辑进程、核心原则与终极旨趣三个视角。 逻辑之维：从逻辑关系上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从伦理精神的历史演进来看，市民社会从家庭演变而来，国家从市民社会过渡而来，市民社会相比国家具有时间优先性。而在逻辑关联上，黑格尔却认为国家比市民社会具有逻辑优先性，“在现实中国家本身倒是最初的东西，在国家内部家庭才发展为市民社会而且也是国家的理念本身才划分自身为两个环节的”②。家庭与市民社会不是国家形成的真实基础，而仅仅是中介和假象，是国家理念的科学证明，国家在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演进中又回复到了自身，以自身作为出发点与归宿。因此，市民社会的存在要以国家为前提，国家是市民社会得以形成的逻辑前提和理论预设，没有国家就没有市民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不重要，黑格尔曾做过一个比喻：“家庭可比之于感受性，市民社会可比之于感受刺激性，国家是自为的神经系统，但它只有在两个环节，即家庭和市民社会，都在它内部得到发展时，才是有生气的。”③可见，虽然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但国家也不能脱离市民社会，否则就不能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④有学者据此指责黑格尔极力赞颂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是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辩护者。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尽管黑格尔维护国家的至高无上性，却也主张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并非仅仅是无原则地抬升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原则之维：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只以特殊性为主导原则，是个人利益争夺的战场，与普遍性毫无关系；或者认为，国家作为最高普遍物，像柏拉图那样把特殊性排除在外，不关注个人私利；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合理的。既然国家由市民社会发展而来，那两者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上绝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有某种契合，这种衔接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市民社会内部既分离又统一。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遵循两个原则：个体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个体在市民社会中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在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同时自身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在此过程中他人与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个体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个体希望得到全面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