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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能从历史学到什么？ 　　美国外交战略总是在“全球扩张”与“战略收缩”之间摇摆。以此可以帮助我们预见从现在直到2016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轮廓；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如果他的局部干预成功，可能会让两党的候选人都会支持他这种混合式的战略 　　过去几个月里，外交政策是美国国内争论的最重要话题，并且很可能在奥巴马剩余的任期内都是如此，对2016年总统大选产生重要影响。2012年的选举中，全球事务根本不重要。但下一次就不同了。想要入主白宫的候选人需要认真思考他们将把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摆在选民面前。 　　国际问题重新变得重要不仅仅关系到选举。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内花在外交政策上的时间比以往更多，比人们预期的也更多。他主持了更多国际危机下的会议，做出更多艰难的决策，发表了更多的演讲来解释自己的政策，并且更努力去赢得国会的支持。他需要更多地担心如何保持国家安全团队的团结，并且比以往更加看重海外出访以及与外国首脑的会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当然有些只是巧合。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专家说，像现在这样，诸多国际事件在同一时间变得如此迫切，这在历史上似乎找不到先例。需要奥巴马面对的事件清单如此之长，而且仍在增加：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色列和加沙，西非和埃博拉病毒，中国和美国的亚洲盟国，伊朗核问题等等。 　　然而，处于多事之秋的2014年，美国并没有就自己的全球定位重新进行严肃的辩论。在我的新书《极至主义：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Maximalist： America in the World from Truman to Obama）中，我尝试将今天的辩论放在历史背景中探讨。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与其他总统面临类似问题时所做的选择，可以学到什么？ 　　我的回答是，奥巴马总统和往届很多总统有着共同点：将美国从代价高昂的国际介入中抽身。艾森豪威尔总统结束了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尼克松总统70年代初结束了越南战争，老布什总统执政的90年代初见证了美苏冷战的结束。这些总统的做法都各不相同。奥巴马总统的任务是从伊拉克战争中脱身，他也有自己的思考、议程和风格。 　　但比起差异，更加重要的则是这些总统的共同之处。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政府的成功和失败，也可以帮助我们预见从现在直到2016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轮廓，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中美关系。 　　战略的钟摆式变化 　　上面提到的几位总统，他们的政策有六个关键的共同特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收缩的方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国际扩张，他们相信美国需要更“可持续地”分配自己的精力。他们相信美国人民和经济现状都需要喘息。“收缩派”总统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长期”发挥作用（“长期”是他们最钟爱的概念之一）。这意味着削减预算，将负担转移到盟国，与对手进行接触，降低国际紧张，并软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总统通常想要收缩美国的全球义务。就像尼克松说的，美国要成为“天平上的一个砝码，而不是唯一的砝码”。 　　收缩派总统们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白宫手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战略收缩的艰难抉择并没有被丢给官僚制度，更没有丢给国会。总统和自己亲密的幕僚们通常决心由自己制定大多数的政策。美国人民也欣赏这些总统收拾历史烂摊子的魄力――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奥巴马都成功连任（未能实现连任的老布什是个例外）。 　　第三个共同特征：他们化解旧政策时候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在他们面临新问题的时候开始慢慢消失。他们发现，处理预料之外的新挑战难度更大。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在第二任期内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却由于苏联及其盟国的咄咄逼人而无法实现。尼克松也是这样，第一任期内他试着重建美中关系，缓和美苏关系，来减少美国从越南撤军所造成的影响。但第二任期（以及其后任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任期内）美苏缓和却走向崩溃。原因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对国内异见人士的压迫加剧，以及在第三世界更积极的介入。 　　如果将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遭遇的问题和这些前任相比较，其实是很类似的。 　　“收缩派总统”尝试应对新挑战的同时，遭到的批评也在增多，而他们的回应方式也很类似。艾森豪威尔被指责说他做的不够多，这让他非常生气，并且在自己的顾问、国会议员和记者面前都毫不掩饰。基辛格曾在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中都负责外交政策，当有人批评他的军备控制战略时，他称这种指责“无知”。这就是这类政府的第四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反对者是无知的、边缘化的极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