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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探究 　　[摘要]预防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必须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和刑事政策的作用。加强对罪犯的改造，提高刑释人员素质。社会管理创新应法治化，努力完善有关政策、法律，帮助刑释人员悔过自新。 [关键词] 预防 刑释人员 重新犯罪 一、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面临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预防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产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出现深刻的调整，有些群体和个人在利益调整中受益不多，有的群体或个人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社会阶层和群体出现分化和重新定位，社会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面对贫富差距，不少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烈，要改变自身状况的冲动也越强烈。由于文化素质、法制意识、社会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差异，相对剥夺会引发复杂的社会效应。同时，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运行制度处于“破旧立新，新旧交替”的阶段，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状态。那些“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现象，刺激着人们为发财致富铤而走险。美国犯罪学家路易丝“贫困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不满却会而且奇怪地足以产生犯罪，在富裕国家的相对被剥夺的人们中间比在贫困国家的真正被剥夺的人们中间更有可能因贫困而不满，许多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城市居民而感到被剥夺。城市向它的居民展示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并使他们的金钱欲大大增加。因此，社会日益城市化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财产犯罪的增加，因为人们企图用非法的手段使他们所感受的剥夺得到补偿。”由于社会犯罪增多，我国监狱系统在押犯从1979年的62万人，增至目前160多万人。据统计，我国监管场所平均每年刑释解教人员为73万多人，其中监狱平均每年释放34万人、劳教所解教14万多人，在看守所执行期满释放25万多人。[1] 刑释人员总数的增多和重新犯罪率上升，必然对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危害。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治安不好，社会秩序不稳定，人民群众就不能安居乐业，必然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刑释人员中重新犯罪的虽然只占少数，但由于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补偿心理和反社会情绪，犯罪经验较丰富，有一定的反侦查、抗审讯能力，因而犯罪能量和犯罪危害性较大。如1997年震惊上海的“敲头案”，便系安徽籍刑释人员魏广秀流窜作案，导致宝山、闸北等地人心惶惶，许多妇女夜里不敢独自外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对一切犯罪分子依法实施刑罚。社会转型时期滋生和诱发犯罪的因素大量增加的严峻态势，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但是，仅靠打击和惩罚犯罪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它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所谓一般预防指国家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使人们明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必罚的道理，警戒、威慑潜在犯罪人，补偿和安抚被害人，满足被害人及其亲友申张正义的复仇要求，消除人们私力报复的意念，以预防和减少犯罪。所谓特殊预防指对犯罪人执行刑罚，剥夺或限制其再犯罪能力，在惩罚的前提下，教育改造罪犯，使其体验到法律的威慑和惩罚作用，从而改邪归正，不愿或不敢再犯罪。刑罚的目的指导着刑罚的执行。刑罚执行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关键环节。从根本上来说，刑罚执行的目的、内容、方式等，都必须与刑罚的目的适应。 根据社会学理论，对触犯法律的越轨者依法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的监管改造措施，实质上就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再社会化的目的，是矫正罪犯的反社会行为，使其接受和确立符合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刑释后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当前大多数罪犯文化技能素质不高，是社会化过程中的失败者，在服刑改造中还需要进行再社会化，重新学习社会规范，掌握知识和技能，以弥补原来社会化不足的缺陷。但罪犯被判处监禁刑，长期隔离于社会，势必使罪犯社会化速度滞后于社会正常成员，素质会低于同龄的社会正常成员，从而使其刑释后回归社会出现种种适应困难。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刑释人员就业主要是自找出路谋生，素质相对较低的必然在就业竞争上处于劣势，就业难的窘境，不仅增大了刑释人员重返社会的难度，而且使刑释人员产生被社会排斥、淘汰的感觉，从而“破罐子破摔”，导致重新犯罪，陷入监狱――社会――监狱的恶性循环。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