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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艺术世界 火车向前行驶 　　今天， 吕澎就像穿上了童话中那双“红舞鞋”， 被写作、教学、活动、讲演、会议以及数个展览的准备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一个在行驶中的火车的司机，紧张得只能关注前方，而难以环顾路过的一个个美丽的景点。 ” 吕澎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曾任《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辑、《艺术1992 年担任“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 文|木子舟 图|王旭华 录音整理|汤立维 通常情况下，吕澎都很忙。 忙到什么程度？夸张的时候，“一周有三个飞机来回”，而最近三个月的日程都是按天来安排的，说得具体点，就是明天飞扬州，当晚飞成都，后天和大后天见不同的政府官员，然后是上课，接着到苏州看场地，周日再飞银川， 参加一个美术馆的开馆仪式和会议；再来飞三亚，然后飞迪拜两天，阿姆斯特丹两天，巴黎两天，布拉格五天。这会儿已经到四月了，接下来又去深圳参加一个艺术馆的会议，然后回杭州的中国美院上课，最后带着一个展览再去巴黎 这种日子会让他厌倦吗？“早就厌倦了。”他侧身坐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小工作间里，接受采访之余，还时不时需要照顾到一旁手机的微信消息―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吕澎好像有些后悔，“不能老这样。但这就是我该做的，要去做的。” 这时已将近下午三点，距离他的增订版《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发布和沙龙讲座还有五分钟。在这场主题为“我们如何看待艺术―历史判断是艺术判断的基础”沙龙上，主持人许楠开场道：“今天，你们穿越重重雾霾来到书店，窗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我们在屋内谈艺术、谈历史。我想，这就是我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时，为自己寻找到的一条小小的精神出路吧。” 至于吕澎，这位中国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成都当代美术馆的馆长、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批评家和策展人，在回应许楠“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谈艺术就是谈我们的人生，谈我们自始至终的精神生活、现象和问题。” 朋友 其实，何止如此―谈艺术，曾经就是吕澎的生活本身，但如今想起来，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光景。 那是一个有很多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时代。“除了上班，就是在家，没事就喝酒聚会，讨论最近有什么新的收获、读书的体会和感受。”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如果用密度来形容，80年代的时间利用密度只有10%。而现在的人是100%，即便一个人在工作室里，也得应对很多事情―今天的展览谁去，钱怎么解决，分工如何安排，准备资料和手续总的来说，那个时代从容，现在总是要赶，赶事儿。” 1985年左右，吕澎认识的第一个艺术家是何多苓。“他是个名人，大家都想去认识他。那时有个风气，你在一个地方知道有这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说我想认识你，多多来往啊之类的。”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比吕澎年长八岁。1977年，何多苓进入四川美院学习油画，同年报考美术专业未果的吕澎进入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就读，到1982年从各自的学院毕业，吕澎进入《戏剧与电影》杂志社任编辑，而何多苓已经凭《春风已经苏醒》成为“伤痕美术”的代表画家。 在吕澎的印象里，何多苓“聪明而英俊”，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后来又与周春芽、张晓刚等人交往频密。与何多苓一样，周春芽和张晓刚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老三届”学生，都就读四川美院。同年级的学生中，还有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杨千等人，其中，罗中立以《父亲》闻名于世，张晓刚日后以《大家庭》、《全家福》系列成为最受瞩目的当代艺术家之一，至于周春芽，这个版画系的毕业生后来画出 《石头》、《绿狗》、《桃花》系列，今天，据《2013胡润艺术榜》的统计，周以4.7亿元的总成交额，已成为中国“最贵的”在世艺术家。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艺术家圈子都显得和气且自由，对于吕澎来说，进入那个圈子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了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等人，他后来又认识了画家叶永青、毛旭辉等人，“但是，我们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关系，一块喝酒、打牌、聊天，很少认真谈及艺术的学术问题。涉及艺术的谈话总是在泛泛的聊天中随意两句，不像王广义、丁方、舒群、张培力这样的艺术家，与他们交谈总是让人紧张和累”。 1980年代末，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李路明希望吕澎写一部反映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书。1989年4月，吕澎和周春芽去长沙玩，因而结识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负责人萧沛苍及邹建平―当然，他们也都是艺术家―并最终决定写《中国现代美术史》。1989年5月，吕澎和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现代美术史》一书的合作者易丹从四川省国际贸易促进会那里搞来3000块钱，着手资料的收集，并开始拍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电视片。 第一站是重庆的四川美院。在那里，他们拍摄了张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