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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治理格局构建中民力动员机制浅探 　　[摘要] 民力动员机制是参与式治理结构的基础。如何动员民力，形成社会治安治理的新局面，是我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公安基层组织长期面临的基本课题。公安基层组织民力动员机制在三个基本层面上展开：第一，它通过构建治安性社会组织，筹措资金，用于公众激励，形成共识机制和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第二，它通过报警点的空间布局，使警情输入“嵌入”社会生活生态，专业性的信息警务机制扎根于社会生活，从而有效便捷动员民力，形成警务社会动员的扎根机制；第三，通过精神和物质激励，动员民众，直接参与治理，形成民众参与动员机制。这三个动员机制相互衔接，彼此互动，不仅使民力参与有了切实可行的通道，而且使现代警务运作机制“嵌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由此，社会治安治理找到了一条警务专业化、现代化与社会化有机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如何动员民力，形成社会治安治理的新局面，是我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公安基层组织长期面临的基本课题。本文基于对广东省M市M区实地调研，探索公安基层组织形成“以专业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的关键环节――民力动员机制构成的内在逻辑。 一、转型视角与治理思路 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我国社会转型选择的是渐进式的路径，即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跟进。这实际上是一个目标明确而路径并不十分清晰的模式，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即是“摸着石头过河”。河要过，问题在于如何过。渐进式路径选择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渐进式路径选择的转型模式，给我国社会转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社会治安治理是在独特的境遇和问题中进行的。如何治理社会治安，实现社会转型的稳定展开，是转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长期性的进程，并且在多重界面上展开，社会转型非常复杂。3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从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转型大大落后于经济转型，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明显落差已经形成。由经济转型而导致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引起人们认识上的错位、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失范。社会对人的约束效力减弱甚至丧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社会失范现象普遍。去年，国家维稳经费与军费开支构成倒挂，在世界范围内这是独一无二的。不难看出，维护社会持续稳定的压力是空前的。 社会稳定出现问题是必然的，面临挑战也是自然的。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这一观点作为涂尔干观点的现代版本，了无新意，但确实把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本质信息清晰地传达出来。这与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着正相关，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负相关已经成为规律性的现象，中西皆然。作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其内在逻辑在于，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功能系统相互配置的结构体系。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四大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需要其他子系统与之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社会系统的运转障碍。在此意义上，社会稳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系统，如何使其构成子系统之间达到协调从而实现自我完善的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使社会建设跟上经济建设的速度。 如何解决社会变迁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亨廷顿提供了一个答案：制度化进程必须跟上社会变迁的进程。这个答案指出了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进化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制度进化反映了政治变革的重要性。政治始终是现代社会据以展开的一个主轴。制度进化通过供给新的社会规制，使迅速变化了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有相应的政治变迁与之相协调、相配置，从而使得变化了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在适宜的秩序中展开。我们可以将这一认识概括为“亨廷顿定律”。 对于这一定律，梯利曾经专门批判亨廷顿。他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梯利强调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1]。但是，无论怎样批判，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均是社会自主性增强和政治体系变革，社会变迁是引起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个条件，而政治变革则是解决稳定问题的一个基本路径，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可以借鉴这一思路来处理中国当前稳定所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社会建设时代，其根本指向在于，使社会与经济之间的落差得到填平，从而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成为可能。在社会建设时代，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所面临的基本课题。社会管理创新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全能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解体后，在社会分化不断加速、日益显著的潮流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