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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儒家兼采佛道――柳宗元对儒学改造 　　摘要：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早年中举为官至礼部员外侍郎，后为永贞革新的代表人之一，并提出自己的革新主张。后因失败被发配江西，之后便潜心研究百家书，改造儒学。朝中柳宗元是失败的，但是作为革新儒学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又是成功的。本文主要介绍柳宗元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相分为依据，以儒家尊者的身份，立足儒家，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改造儒学。为后唐儒学的转变和宋明理学的萌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柳宗元 儒家思想 仁政观 三教鼎立 一、唐代儒释道三家文化背景 首先是儒学。唐初儒学的独尊地位已让位于儒、释、道三教鼎立。因此，如何唤醒人们对“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成为唐代儒家的核心任务。首先是经学家王通提出“明王道”的主张，试图通过注经和更新经学来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盛唐时官方组织编写了《五经正义》等儒家经典，开创了儒学的新局面，为初唐学术思想的走向奠定了基础；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治学，往往注入了个人思想，这种春秋治学的态度为宋明理学的产生作了铺垫。 其次是佛学。唐朝统治者们对三教所持的态度各有不同，唐高祖“令老先，次孔，末后释氏”。太宗却认为：“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虽有国之常经。”武则天时期却“兴佛抑道”。唐代统治者们不同的佛教政策客观上推动了佛教与儒、道在思想上的融合，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最后是道教。道教为李氏家族夺取天下起到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作用，因而被统治者所推崇。李渊首次将道教置于三教之首；唐太宗明确规定“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确立了道教的社会地位；至盛唐时，道教几乎成为唐王朝的国教；另一方面，西亚、东欧外来宗教的传入，促进了道教在多元文化中的长足发展。同时，隋唐道教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源于秦汉之际的玄学成为其主流学说。在教义上，注重对宗教修行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这种探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融合的趋势。 纵观唐代的思想背景，加之永贞年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派之争异常激烈。因此，柳宗元立足并整合儒家，包括对儒学进行改造，对佛教和道教思想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从中汲取一些治世之道，以实现其政治愿望。 二、柳宗元的儒学观 （一）柳宗元对“明”“志”儒学思想的阐述 柳宗元的“明”“志”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天爵论》一书中。在书中他说“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尽也。”并对自己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夫天之责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稳，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明离为天之用，恒久为天之道。”其意有二：一是天赋予人刚健、纯粹之气，则能“成圣成贤”；二是刚健、纯粹之气中，受刚健之气较多者，则为有毅力、能坚持的志人；受纯粹之气较多者，则为聪明，擅于理解、分析的明人。同时，他认为“明”和“志”都是属于天的方面，唯有“道德五常”是属于人的方面。柳宗元的《天爵论》对儒家的理论体系的阐述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元气第一、天次之、明志再次、五常随后”的逻辑递进关系。认为“明”“志”是人禀受上天赐予我们的两个方面，是与生俱来的。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人们通过后天的勤奋努力慢慢习得的，是属于人的一方面。纵观柳宗元的论述，可以看出：第一，天具有自然性。类似庄子的“自然”，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 第二，元气一元论被柳宗元再次强调，成为他儒学思想的立论基础，而“明”和“志”皆由元气产生；第三，“明”和“志”是先天存在的，而仁义礼智信却是后天的，只要通过后天的道德化育，则人人便都能获得。 （二）柳宗元的民本仁政观 柳宗元“明”、“志”观的提出，主要是强调人的能动性，正因为仁、义、礼、智、信是后天的，所以只要主动探索，加强学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智愚，“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也；授之于庸夫，则仲尼也。”这里，柳宗元打破了中唐以前儒家所倡导的圣人创世说，代之以“生人之意”的民本仁政思想。圣人创世说自汉代始，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中唐以后，安史之乱导致了社会的动乱，儒学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民本思想被不断强调和推崇，成为儒家的一种新的政治取向。以啖助、赵匡为首的春秋派淡化周礼，还原历史进程的群众化，促进民本思想的发展。柳宗元对这种民本思想加以继承，关于《春秋》中纪侯出逃一事，他认为纪侯是怕老百姓遭兵祸、流离失所才放弃王位出走的，柳宗元认为这才是代表人民的仁君明主。为此他认为为官者应以人役的身份对待，提出治民应“顺天致性”。这里，柳宗元复活了儒家民本的仁政思想。 民本仁政思想是柳宗元对儒学理论的创新，这种创新为革治社会服务。永贞年间，作为革新派的一员，柳宗元和革新派一起，下令“天下诸道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