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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外交心态发展演变探究 　　【摘要】近代以前，中国民众的外交心态不乏自信，但甲午惨败后渐趋激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政府主张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认为外交应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得到民众认同。新时期中国和平崛起论则是针对西方“中国威胁论”提出的，但一些民众的认识存在误区。有必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培育成熟的民众外交心态。 【关键词】外交心态 韬光养晦 和平崛起 中国威胁论 文革前中国民众外交心态的嬗变 汉唐以来，中国民众形成了与国力相匹配的天朝上国心态，此后中国人的自信多是一种积极健康的自信。这种自信既来自经济政治层面，也来自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然而，长期经济文化的优越感导致了国人的自我封闭，自我的世界构想仍停留在天朝上国的迷思之中而无法自拔，这种自信实际仍带有明显的盲目性。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自信并未因此而立即丧失。实际上，直至甲午战争前，轻日的心理普遍存在。自傲后的惨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强烈的情绪反差，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仍透着自信，如康有为在焦虑之时就充满了希望，认为：“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仿欧美，以三十年而举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进采日本”，则中国结果将会是“三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①梁启超对未来也怀有很高期望，“使中国而能自强二百万常备兵，号令宇内，虽合欧洲诸国之力，未足以当其锋也。”②康梁等人的自信更多是来自于文化层面的自尊与自信。 随着中国内政的腐败与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中国民众开始失去耐性，这种心态在行为上则表现为采取激进方式推翻国内政权，对外通过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革命外交”的激进心态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国民外交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未因《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订而停滞，反因解放战争胜利而愈发强劲。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外交开始将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奉行一边倒政策。一边倒政策其实忽略了外交的复杂性与多维性，未能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尽管存在矛盾冲突，但也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一边倒的政策其实仍是革命外交心态的外在表征，它既是革命战争年代民间外交心态的延续，也是新中国面临新环境渲染的结果，激发了长期埋藏于民族内心深处的受辱心态，革命外交心态又在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中强化，弱国心态在文革前后掀起的反美运动中得到全面呈现。 韬光养晦：受政府外交战略影响的民众外交心态 随着中苏交恶与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国际大环境的改变为中国政府外交、民众外交心态的改变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然而，民众的外交心态难以摆脱革命外交的激进趋向，普通民众在政府宣传中美、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之下仍对美、对日怀有明显的敌意，阶级斗争思维的痕迹明显。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际，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作为这一外交战略核心的“韬光养晦”，它摆脱了东西对立意识形态的纷扰，强调的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长远利益，中心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邓小平制定韬光养晦战略实际是客观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结果，即中国是大国不是强国，中国的国家实力明显与美国、欧美强国存在较大差距。穷国的工作重心自然是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外交工作的中心也自然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革命外交思维，进而走上以人为本的外交道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内核即是和平发展，和平既是前提，又是终极目的；发展是实现和平的手段，是维护世界和平、国内和平最根本的保证；和平与发展两者是有机的辩证统一，而不是西方媒体渲染的静待时机恃强凌弱。 应该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百废待兴之际的正确决策，改变了以往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错误趋向，它也因围绕经济恢复发展、创建和平国际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而深得人心。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由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穷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中国民众日益改变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妖魔化形象，也开始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清晰的认知，非此即彼的革命外交极端思维、民族主义外交情绪式微。值得注意的是，以和平发展为主旨的韬光养晦战略实际也契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不偏不倚、折衷中庸态度。这也是韬光养晦外交战略很快内化为民众外交心理的重要原因。 弱国心态与和平崛起：中国民众外交心态的复杂面相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深感不安，“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针对疑惑质问，2003年5～6月，胡锦涛首次阐释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并随后在不同场合进行了阐释。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语境之下，是否意味着韬光养晦的战略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