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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权性质研究两种理论争议 　　【摘 要】民法以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权利类型为支撑，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中包括生命权，生命权是《民法》保护的重点，也受到《刑法》、《宪法》的保护，生命权是人权的基础。本文通过分析生命权的性质导出两个理论争议，通过解释争议进而解释生活中有关自杀行为的合法合理性和见义勇为牺牲生命等行为的合法合理性。 【关键词】生命权；支配权；自杀；献身行为 一、生命权的性质 学者定义“生命权即以自然人的生命存续及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具体人格权” 强调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及保护生命安全不受侵害两方面；另有学者定义“生命权为以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 强调保护生命安全不受侵害且认为生命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如果赋予自然人以生命是否存在或延续的权利，则自杀自残行为和安乐死都是合理的。笔者赞成间前者，因为他体现了生命权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价值” 的表现。 （一）生命权的专属性 生命权的专属性与传统财产权相比具有独特性，康德认为人“自在地具有绝对价值”且“有理性的本性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着”。除人以外的物“具有作为工具或者手段的价值”。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单纯的被这个或那个意志随意作为工具使用。“人的一切行为，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他人，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 ，生命权，是存在于权利人自己人格之上的固有权利。也即康德所论述的“人是目的”中人之为人所具有的那些属性或性质。人格权与主体不可分离、不可抛弃、不可转让，人格权的专属性，也更加具体的体现了生命权的专属性。 （二）生命权的支配性 学术界对于生命权是否具有支配性仍有争议，否定者担心，一旦认为生命权具有可支配性就是允许自然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就给自杀、自残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肯定者认为生命权可支配能解释：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等献身问题的合理合法性。大部分学者认为生命利益具有可支配性，他们认为：对于生命利益的支配，为了正义、事业奉献生命，处分自己的生命利益，是合法的行为；自杀则是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并非合法支配生命利益的正当行为 。他们以伦理学为理论支撑：“现代社会中，人们为高尚的目的，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抢救儿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或为抢险救灾而光荣牺牲的人，都为人永世赞颂……”。笔者认为：生命权具有支配性。从种属概念讲，人格权是支配权。民事主体享有人格权，就享有支配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权利，排除其他任何人对其自身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干涉，阻碍侵犯。生命权是人格权的项下的具体权利，所以生命权自然是支配权。但权利主体在行驶生命权时应该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且不违反公序良俗，不出现权利滥用。 学界由支配权的争议产生两个正义问题，一是如果承认自然人对生命有支配权则默许了人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从而认可了自杀、自残的合法性；二是如果不同意自然人对生命健康可以支配则否认了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慷慨赴死（以下简称献身行为）的合法合理性。 二、自杀行为的认定 生命和身体，人事实上是可以支配的，法律对人的生命处置权的承认其“伦理意义就在于，一个有尊严的自由的人的起点，首先是自己生命和身体的主人。”“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对于自杀，即使人事实上可以对生命予以支配，但是也不能视为在法律上赋予人自杀自残的权利。即，自杀权不等于生命权的支配性。权利包含着“应当”的价值判断，“事实”上的支配不能得出“应当”的价值判断。如果人有自杀的权利，那制止的行为是否就是不法了？显然，没有人会认为制止自杀的行为是不法的，更不需要为此提供理由，这意味着在生活中我们都不承认人有自杀的权利。当然，对自杀权权的否定，其理论基础可以在康德的哲学理论 中找到答案。康德认为：自杀之所以不是权利，原因在于它违反了人的内在法律义务，“侵犯”了人性的权利（即康德的权利的义务的划分 ）。他认为“人的权利”乃是“人性的权利”之外部运用，而隶属于内在权利。法律保护的权利须同时符合内在法律义务和外在法律义务的要求。若违反内在法律义务，只能保证没有法律责任的追加，尚不能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自杀不是法律权利，是因为违反了内在的法律义务。综上，自杀不是生命权的支配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生命权也并不包含自杀权这样的权能。 三、对于献身问题的认定 “献身精神的是指，在于人民对于生命价值的评判。生命尽管对于人来说具有最高的人格价值，但是当人民认识到个人的生命利益与他人的社会公共利益相比，后者具有更高的价值的时候，权利主体依然放弃自己的生命利益去换取更高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场合，权利人对于自己生命利益的处分，不仅是收到人民所尊敬、所赞扬的应用行为”，有学者认为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