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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合法性基础和高科技创业 　　摘要：制度合法性基础的完善，对于高科技创业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合法性的建立，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高科技企业群体自身的发展壮大。具体而言，本文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科技创业的制度合法性基础（国家级高新区）确立时间越早的地区，高科技创业的发展越明显；（2）高科技创业的制度合法性基础（高科技企业群体规模）的影响范围越大，高科技创业的发展越明显。 关键词：制度合法性；高新区；群体规模；高科技创业 中图分类号：F4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言 转型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范围和大规模的制度变迁，高科技创业是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发生而发展的，也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然而，初始状态的制度缺失会抑制高科技创业的发展。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以后，政府往往将成为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制度合法性基础的获得，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分不开，也与高科技新创企业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分不开。 1991―2007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54个高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各地区高科技创业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基础，逐渐发展成为高科技创业发展的原动力。国家的政策支持不仅对于一个地方高科技创业制度基础的产生具有先决的作用，而且也是制度获得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这在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具有许多生动的体现，政府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便是一个例子。 在政府政策以外，高科技新创企业群体本身也是高科技创业发展的合法性来源之一。高科技创业的知识专有性本身很可能构成其谋求合法性的障碍，个体难以成为种群的时候，产业生态就很难真正立起来。当模仿盛行之时，很可能的情况是这种创新开始得到了认可，有利于建立制度的合法性。毕竟，制度更多时候是一个群体的概念。 本文将讨论制度合法性基础与高科技创业的关系。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对高科技创业研究的创新性，不局限于理论探讨，而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采用政府和产业本身两个维度的制度合法性指标，衡量其与高科技创业的关系。（2）本文的研究成果可望为制度合法性基础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实证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制度合法性的政策基础与高科技创业 当意识到制度缺失对高科技创业的抑制作用后，政府将成为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本文认为，政府对高科技创业的发展施加干预有以下理论依据。首先，高科技创业涉及的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纯粹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这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制度保障[1]。创业家私人付出的技术创新成本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偿，以致缺乏参与此类活动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通过直接参与或变革相应的制度加以解决，这就表现为高科技创业建立合法性基础，以激励企业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创业行为。 在以往的经济学假设为主要基础的相关研究中，新创企业的生存被认为是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过程、技术等）和组织设计的效率、创业者自身对特定机会的感知和警觉（entrepreneur and altertness），以及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偏好等。但是，“无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的讨论，他们所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创业活动的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高科技新创企业尽管在技术上优势显著，但是却往往由于某些非技术性或非效率性的因素而难以满足企业家的创业预期，最终抑制了企业的创业行为”[2]。以往创业研究的这种“非社会化的”经济学假设[3]实际上极大地忽略了创业和创新价值的社会决定因素，即在多大程度上既存的制度安排以及在特定制度背景下业已制度化的价值观（value）、规范（norm）和认知（cognition）能够理解或接受一种创新或创业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何种反应，也就构成了创业活动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Zimmerman和Zeitz则突破了合法性与新企业生存关系的认识，指出合法性不仅有助于新企业克服生存门槛，也是其成长的重要途径，合法性是一种资源。新企业面临决定它们能否生存与成长的“合法性门槛”。“跨越合法性门槛，新企业将顺利地整合资源，实现成长。当不能克服合法性门槛时，新企业最终将因为缺乏制度支持而衰落甚至死亡。因此从合法性视角，新企业成长过程是一个根据制度选择合法化战略，获得管制、规范、认知和行业合法性，整合资源，跨越合法性门槛的过程”[4]。 同时，高科技创业合法性问题的产生有其内生性，是由创业活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创新性在构成创业机会的同时，也通过预期因素、报酬因素等企业家微观机制构成了创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