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赏析.ppt

考察诸多诗人的创作实际，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丰富而激越的情感，常常使得诗人在创作中超越儒家礼教的束缚，而能够直面并抒写出情感的真实与美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之所以要写《长恨歌》， 其初衷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将杨贵妃视为“女人祸国”的典型，并以此来警醒后世君王。 《长恨歌》中虽然也有“汉王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诗句，但整首诗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塑造出爱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表达的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悲情主题。《长恨歌》的重情而轻礼仪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影响很大，如明代汤显祖直言“世间只有情难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生者情之至也！”这是汤显祖的情感宣言，也是中国诗性文化的情感宣言。 2、想象的其特性 诗歌创作不能没有想象，诗歌理论也不能不重视想象，因此，想象构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二大特征。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是很看重想象的，我们读《庄子》一书，可以发现里面充满了奇异甚至怪诞的想象，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态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诡奇多变。《庄子》的奇特想象对后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第一流的作家如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响。 如“以李白为例，文学史上之所以称李白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主要原因就是缘于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的奇特的想象。李白凭借着他特有的想象力，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大小、多少、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他忽而化小为大，如“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忽而化大为小，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忽而化轻为重，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忽而又化重为轻，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用这些奇特的想象来表现诗人的愤激和自信。 李白诗想象的奇特还表现在他常常打破时空的拘限，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任意安排。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在想想中变换空间以壮大气势；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则改变时间的速度，把人的一生说成如朝夕之间的短暂。诗性文学的想象力对正统理性文化也是有冲击的，即便是像王允这样的儒学理论家，在疾虚妄、命理性的《论衡》一书中，仍然肯定文艺作品中想象的价值，认为“以往推来，以见卜隐”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过去来想象将来，根据已见来想象未见。 3、思维的直觉性 理性的思维是慎密而严谨的，它强调思辨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它要求用界定明确的范畴或术语来表达思维的结果。而诗性的思维是直觉式的，灵感式的，其思维过程始终伴随着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奇特的想象，其思维的结果常常化为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艺术品。 中国的诗歌理论一向注重对直觉思维的研究和表述，陆机的《文赋》专门探讨“应感之会”（灵感）的思维特征，认为艺术灵感是突如其来的，来的时候“行犹响起”，无法阻挡，去的时候“藏若影灭”，无法挽留。当灵感袭来时，诗人的思绪如春风舒卷于胸臆，诗句如泉水流淌于笔尖，不假思索，有如神助。钟嵘的《诗品》反对诗歌用典二标举“直寻说”，主张诗人“寓目 辄（则）书”，将自己的即目。所见直接抒写出来。 前面谈到，中国诗论有着重意境、重灵性、重妙悟的另一路，而这样一路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征就是直觉思维。如严宇的“妙悟说”，即用禅宗的“顿悟”来说明诗歌创作和鉴赏的思维特征，“顿悟”之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突然领悟作品的言外之意。一般来说，文学批评讲究理性思维，文学鉴赏则讲究诗性思维，而中国的诗歌理论对批评和鉴赏并无严格的区分，除了像《文心雕龙》这样极少数的体大精深的理性的批评。 比如“诗 ” 是中国诗论的主要的文本形式，它的特点就是直觉式、灵感式、即兴式地发表对诗歌和诗人的看法，它追求悟性和诗意的美而并不注重逻辑性和思辨性。这样一种诗性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诗歌批评之中，而且表现在哲学、宗教等其它文化门类之中，比如道家哲学、禅宗等。 4、言说的灵动性 作为挂念层面的文化，无论是哲学、宗教，还是文学、艺术，都是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而采取何种言说（表达）方式，同样也可以见出理性与诗性的区别、一般来说，哲学和宗教的语言是理性的，文学和艺术的语言是诗性的；在文学之中，文学作品的语言是诗性的，文学批评的语言是理性的。但中国文化的具体情况有着某种特殊性。 首先，中国的哲学和宗教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诗性的特征。比如，道家哲学的经典著作《庄子》，用的就是诗性言说的方式。又比如说，道教关于“长生不死”的幻念，以及对仙境的充满浪漫和神话色彩的描绘，也是一种诗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