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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罪因溯源原理我国林业立法探析 　　摘要 阐述了罪因溯源与法律公平的关系，对当前我国林业立法中罪因溯源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以罪因溯源保障林业公平发展的对策，以期促进林业发展中的经济公平与生态公平。 关键词 罪因溯源；林业立法；问题；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22.4；F32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7-0201-02 由于现行森林法缺少罪因追溯的法律制度设计，缺少有效监督，导致林业部门权力与职责不对等，以及缺少相应的责任追溯制度，使得林农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要保障林业健康发展，就需要在林业立法上引入罪因追溯的立法精神，从而明确政府与部门的林业发展责任使其权责相当，突出保护林农利益，实现林业发展中的经济公平与生态公平。 1 罪因溯源与法律公平 2013年，张国庆在《系统法学：良法善治方法》中，将生态论引入系统法学，提出了良法善治九大定律和28个基本原理[1-2]，然后运用系统学技术与方法，构建了法治系统分析评价体系与管理方法[1-3]。 在张国庆的良法善治九大定律和28个基本原理中，罪因溯源原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理。罪因溯源原理认为，良法善治，不仅要惩罚直接犯罪者，同时还要惩罚间接犯罪者，更要惩罚犯罪诱导者。显然，罪因溯源原理与罪刑相当原理相同，都属于良法实质原理。当然，笔者认为，这里的罪因溯源不是无限地对罪因溯源，而是有限地，即在有限的界限内，对罪因进行溯源，通过罪因溯源，惩处直接罪因，震慑训诫间接罪因。也只有对直接罪因进行溯源，才能更好地遏制犯罪，维护正义，保障法律的公平[4-8]。 2 当前我国林业立法中罪因溯源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森林法制定于1984年，虽然经过2009年修订，但仍然像其他行政法一样，将部门利益注入到了自己的部门法律之中[9-10]。纵观整部森林法及其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没有可操作的部门职责、权力监督及可操作的林农权益保护内容，也缺乏部门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戒。这种明显的权责不对等的林业法律，其结果往往是部门利益凌驾于林农利益之上，林业执法时屡屡“合法地”侵害林农利益，甚至还有个别地方林业部门充当招商引资中破坏森林资源的参谋与保护伞[11-14]。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森林法律法规中缺少罪因溯源立法精神，没有对破坏森林资源真实原因进行追溯，现行林业法律法规多是惩罚直接违法者，而没有对于导致犯罪的直接罪因进行追溯，没有对导致犯罪的林业行政管理渎职与腐败进行追溯，同时也由于缺少了罪刑相当的立法精神，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惩处力度过小，不能起到惩戒作用。 2.1 林业部门权力边界界定不规范 林业部门权力边界界定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林业部门权力边界过宽与权利设置上欠妥。林业部门权力边界过宽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商品林管得过多、过死，商品林的限额采伐管理严重侵害了林农权益，剥夺了林农投资商品林的收益权，影响了社会投资商品林的热情[15-17]。二是林业基金的征收，严重侵害了林农的财产权。就商品林而言，多由林农或者金融机构投资，少数是政策性投资，而这些投资与林业基金并无关系。当初林业基金的设立，目的是为了通过林业基金来增加林业投资，而实际上，林业基金较少用于林业发展，而是多用于林业部门的支出。就生态林而言，由于生态林的管理约束了采伐，从而大大减少了林农采伐性收入，政府目前用于生态林补助的经费严重不足，而生态林的采伐产品却要缴纳林业基金，与商品林相比，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三是林业工程建设林业部门介入太宽、太深，由林业部门进行规划设计、验收、拨款、监督，“一人身兼运动员与裁判员”，严重违背了工程建设管理基本原则，为林业工程项目腐败提供了温床，严重影响了国家对林业工程项目建设的投资效益[18-22]。四是权利设置欠妥。由于林业部门管理权力设置过于抽象，缺少操作性，导致林业部门对自己有利的权力设置往往执行得很到位，而对自己不利的权利设置往往采取规避态度。例如，上述的林业基金政策的执行，林业部门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征收林业基金。而对于生态林管理与珍稀野生生物资源保护，由于其工作难度大，多是出现犯罪造成资源破坏后才去处理，而很少采取事先防范措施，防止犯罪发生，减少资源损失。 2.2 林业部门权力缺少约束与监督 主要表现在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与林业项目建设管理上，完全缺乏约束与监督。由于渎职、贪腐等行为造成林业行政失误，没有任何机构来审查、监督，由此造成的损失无法追究责任人，从未进行责任追究。突出表现在林业项目建设上，林业项目建设规划往往都是上级个别领导随意决定，立项上马，从未经过技术论证，导致许多林业项目建设成本高、投资效益低下，甚至投资失败[23-25]。在林业工程项目建设上，再加上政府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