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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非洲进行多方合作? 　　姚桂梅：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与非洲合作，中非关系很友好，但西方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很薄弱，西方只忙着与苏联争霸，根本没有把中国当回事儿。当中国崛起后，西方就觉得中国触碰到它们在非洲的利益了。中国因素现在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对非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中非关系也日益引起世界主要国家的关注，已成为涉华多边外交的焦点之一。 不可否认，美国等世界大国，还有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中国周边国家，都在非洲有重大利益关切。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在非洲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李总理在非盟总部演讲时提到，“中方真心支持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乐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投入，愿意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合作”。这表明中国对非合作是开放的。中国愿意在“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的原则下，在非洲开展三边或多边合作。当然，前提是非洲国家同意，也有意愿，我们才去推动三边或多边合作。 国际合作不仅可以化解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和敌意，而且可以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时代，通过融资和国际化的管理和合作来降低项目所在国政治经济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是一个较明智的做法。比如，在苏丹石油开采项目中，中国和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就有过合作，中国在其他项目上也有跟国际组织合作的案例。 刘海方： 其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方向就是怎样进行全球治理。去年我参加了美国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暨战略规划大会，其中就专门谈到中美如何在非洲合作。当时大会让我介绍已有的中美在非合作的案例，我就举了一个案例。中国在利比里亚建了一个抗疟中心，中心建成后美国利用这个基础设施进行自己的卫生援助活动。 前不久，丹麦的两个部长跟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对话，其中最重要的议题也是讨论丹麦和中国在非洲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我们当时就提了绿色经济、环保这两个方面。另外，几年前，中国、英国和非洲在农业方面也有过类似三方合作的经验。当时因为中国在马拉维的渔业示范中心比较成功，NEPAD（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就表示，愿意将其提升为当地的一个示范中心，英国方面知道后马上就表态，愿意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都是西方主动提出要和中国在非洲合作的案例，也是共同针对非洲减贫问题进行的全球治理。 姚桂梅： 其实西方就是一边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一边还想参与中非合作。近年来，英国国际发展署设立了一些项目，邀请我们这些研究中非关系的中国学者参与，其实它就是想研究中非关系，研究中国在非洲现在怎么做，将来会怎么做。不仅仅是欧美，日本、韩国的研究人员近些年也纷纷来华学习中国与非洲发展关系的方法、经验。 西方在技术上优于中国，而且远早于中国进入非洲，为何还要寻求与中国在非洲合作呢？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经验、技术和非洲更接轨，更为非洲所接受。另外，与欧美不同，我们是把非洲国家当朋友对待，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建什么；而西方是高高在上地干涉非洲国家――我给你建这个东西，但你必须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相应配套！当然，目前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要比美国、英国少很多，就连马来西亚在非洲投资也比中国多。马来西亚是去年对非投资最多的亚洲国家，它对非洲农业领域的投入非常有成效，而且给非洲留学生很多奖学金，政府支持力度也大。这个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总之，在对非关系上，中国主要赢在过去的援助上，赢在不干涉内政的理念上，赢在对非真诚友好的态度上。 徐伟忠： 现在欧美对非洲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非经济政策的影响，非洲国家的经济顾问很多都来自西方；二是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法律框架基本上是照抄西方的；三是非洲很多国家的农矿产品股权、土地关系等都特别复杂，有时中国在非洲购买矿权，买着买着就发现得跟西方人打交道。比如津巴布韦的土地所有者，很多都是英国人。而且非洲当地白人和西方国家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实际上，有时候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被西方故意夸大了的，比如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中国在赞比亚采矿业中占的比重肯定是第一的，但是我到了当地才发现，我们兼并了当地第七大矿业之后才排名第三。而且，这个第三和第一、第二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所以，非洲国家一提国有化，西方比中国更担忧。 刘海方： 还有一点可以引申一下。最近有一个来自九个非洲国家的记者团在中国，待的时间还比较长。我们举办的几次与非洲相关的会议，这个记者团都参加了，但是相应的报道却少之又少。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表示，此类报道发回国内，往往不被主编采纳，因为主编担心太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尤其与中国这个国家具体的合作项目方面的报道，会引起西方的不满。比如，法国在法语非洲国家的这种影响就非常明显。他们举例说，有一次某个非洲国家够买了中国的飞机，记者团随即发回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