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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税制度改革探究 　　摘要：“十二五”期间，中央再次强调加快资源税改革的步伐，资源税改革重回人们的视野。我国国内学者对于资源税改革的研究内容丰富，涉及资源税的方方面面。本文梳理了对于资源税改的主要意见，总结了学者们提出的主要税改方案。 关键词：资源税；改革；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我国自198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又分别于1986、1994、2004、2010年进行了改革，但学界对资源税的争议仍然不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质疑资源税存在的合理性 部分学者质疑资源税存在的依据，因此他们提出了要彻底改革资源税费制度。一种观点是彻底废除资源税，将其改为权利金。张宁（2011）认为我国现有的资源税只能体现级差收益，未能将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考虑，因此，并不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陈文东（2006）（2007）从租金理论入手，回顾了经济租、稀缺租金、霍特林租金之间的含义和关系，认为从最本质的经济性质上来看，资源税和权利金资源租金的表现形式。资源税从本质上来说是矿山级差地租，而矿产资源补偿费是矿山绝对地租。因此，将资源税中的级差收益功能合并进入权利金更为合理[2][3]。晁昆（2012）认为近几年来的资源税改革使得税率更加单一化，偏离原本调节级差收益的目的，并使得矿产有偿使用的制度更加混乱。另外无偿性的税收和资源的有偿使用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对资源税进行调整无法改善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应当彻底放弃资源税，重新建立以权力金为核心的有偿使用制度[4]。 另一种观点是可以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合并。施文泼（2011）认为我国的资源税在1984年刚开征时，以级差收益调节为目标，而86年后，从超率累进税转变为定量税，则其实证为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的补偿，属于对开采行为征税的税种，在其性质上与西方的权利金相同，因而建议将税费合一[5]。李国平，杨洋（2009）认为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一致，应当将其合并为资源税[6]。肖兴志（2006）认为现有矿产补偿费挤占了资源税，削弱了资源的作用，使得资源税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资源税实质上已经没有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建议与矿产资源税费应当与资源税合并[7]。 二、第二种观点，在承认资源税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资源税存在着设计上的不足，需要进行完善 1.计征方式 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现有的从量计征方式缺点甚多。刘小凤（2011）认为现行从量计征方式不合理，原因有三个。首先从量计征只对土地、草原等外部开采条件相差不大的资源合适，而矿产资源开采难度和自然禀赋差异较大。第二，即便采用分档定额的方法，也无法完全排除人为因素干扰，不能合理确定每个对税率有影响的因子的权重。第三，资源税只按照销售量或者自用量进行征税，因此，企业对未使用或者没有销售的部分就不需纳税，这直接导致了企业和个人的掠夺性开采，有些地方的回采率甚至不足20%。鉴于以上三个原因，从量计征需要进行改革[8]。李波（2013）认为随着资源价格的上升，现行从量计征的方法呈现累退性。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多次调高单位税额来提高资源税收，但是由于政策效果的实现会有滞后性，因此，远不如用比例税的方式自动进行调节[9]。 学者们对计征方式怎样进行修正却看法不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保留现有的从量计征方式，只是将从量的”量”进行修改。曹爱红（2011）等认为应当对矿山进行分级，对不同的性质的矿石确定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于体积大，单价低的矿产仍然按照从量计征，对于市场价波动大的矿产品按从价计征，对于国家控制的矿产品，如：稀土，采用特殊计征[10]。肖志兴（2006）、陆宁（2008）等认为理想的资源税应当以储量为计征依据，但由于其现实操作的难度，故计税依据课可以改为开采或生产应税矿产资源的数量。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应当将从量计征直接改为从价计征。王甲山等（2012）、李波（2013）认为从价税是不二的选择，调整单位税额以及复合计征操作麻烦，并且效果滞后，不如直接采用从价税与价格挂钩。[9][23] 2.税率 现行的税率过低，没体现外部经济因素，总量占我国总的财政收入比例过小，无法发挥资源税应有的作用[11]（庞敏等，2011）。这是由于资源时最晚进入市场的，并且恰逢资源销售困难的低谷时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定的税率必然低于正常水平[12]（计金标，2001）。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年增长率为17.6%，而资源税的增加仅为8.1%。这是由于资源税税率偏低造成的，其结果是造成了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西部资源所在地无法获得更多的收益来补偿资源消耗所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