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与撤销逮捕权关系之厘清.docVIP

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与撤销逮捕权关系之厘清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73条赋予了司法机关对于不当强制措施的撤销权。过去对此条文的理解并不存在疑问。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94条继承了原有条文规定的基础上，又另行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从原来的撤销逮捕权，发展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和撤销逮捕权并立，这一制度的变化导致实践中对于这两个条文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存在不同认识；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的困惑，对此值得深入研究。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和撤销逮捕权关系的观点及评析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和撤销逮捕权关系之所以出现不同理解，主要在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4条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中“不当”的认识有异。同时，对于第93条“羁押必要性”本身的含义，在理论和实务界也未统一，存在以下不同认识： （一）撤销逮捕权所针对的范围涵盖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所针对的范围 有观点认为，第94条的“不当”，包含了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例如参与《刑事诉讼法》起草的同志在条文说明中指出：“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既包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随时发现的，也包括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的，还有一些是由于案件变化当前强制措施已经不适当的”[1]。具体到逮捕措施，根据这种观点，只要发现了出现了不当逮捕，无论是何时发现，也无论之前的强制措施在作出决定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检察机关均应当撤销逮捕。而从逮捕措施的适用的三个条件――证据条件、刑期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上来看，无论是在审查逮捕阶段对上述条件的把握不当而导致的错误逮捕，还是之后因为证据和法律政策发生变化而导致的不应当继续羁押，检察机关均可撤销逮捕。而对于第93条的理解，立法机关负责同志指出：“作为逮捕条件的所谓证据条件、罪行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无一不与逮捕的必要性相关。而这几方面的条件都可能随着诉讼活动的进展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发生变化”[2]。因此，“对羁押的审查内容依然是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尤其应侧重于社会危险性要件”[3]。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无论是撤销逮捕权是否适用的判断，而是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都需要审查逮捕的三个条件，但从立法原意来看，其审查的内容只包括因为诉讼活动发生变化的应当逮捕措施适用的情形，而不包括撤销逮捕权适用时所能包含的对诉讼活动未发生变化的情况。对此，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19条（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建议：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这也进一步明确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建议权，只针对于“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的情形。 （二）撤销逮捕权所针对的范围和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针对的范围并列 前述观点中对于撤销逮捕权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权的理解，显然认为前者的范围可以包容后者。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见解，认为二者在范围上是并列关系，并不出现逻辑上的包容。例如有学者指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措施，则是就合法羁押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一项要求，并且是专门针对公安机关和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合法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一项控制措施。它的核心不是审查当初批准或决定并执行逮捕时是否有必要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是审查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至今日是否还需要继续羁押”[4]。因此，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只是针对审查逮捕阶段作出合法逮捕决定的案件所开展的后续跟踪，因此其审查的重点并不在于批捕措施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继续羁押必要性是否具备。那么，在避免羁押必要性审查权被虚置的情况下，对于撤销逮捕权的范围，在逻辑上就只能限定在批捕阶段作出错误逮捕决定的情形。正如实务部门有同志认为的那样：“对于检察机关来说，第93条和第94条的适用逻辑应当是：对逮捕正确性的审查是基础，如果逮捕错误，则无需考虑羁押必要性，直接依据第94条由检察机关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果逮捕决定正确，则应当进一步审查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如果没有，则应当由检察机关建议相关部门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5]。 之所以出现对撤销逮捕权和捕后羁押必要性建议权关系理解上的不同，笔者认为其关键还是在于对这两个条文的定位认识不清。在《刑事诉讼法》尚未正式规定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时，对于出现因证据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撤销、变更强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