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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治:中国面临困境和战略选择 　　【摘要】由于全球气候问题不仅涉及各国的共同利益，还同时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之间的错位，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由科学认知和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面对气候政治中三足鼎立的国际格局，以及如何协调能源短缺与经济发展、如何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内外压力，中国的战略选择必须在责、权、利三者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气候政治；利益博弈；战略选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问题逐渐从一个科学层面的问题变为国际政治的焦点议题。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性博弈，潜藏着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庄贵阳，2007）。对气候问题的话语权成为了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权力的源泉之一，气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政治（华启和、凌烨丽，2011）。中国作为一个谋求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气候政治中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境，也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选择。 一、“公用地的悲剧” 所谓气候政治，是指各国围绕全球气候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而这场气候政治正是建立在气候系统所拥有的公用地性质之上。“公用地”是哈丁于1968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公共拥有的资源或财产。由于谁都拥有它，所以它会因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而面临枯竭或遭到破坏；同时，每个拥有者又都可以通过别人对它的治理和保护中得到好处而无需负担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谁都不愿为气候的改善承担实际义务，却都想搭公共利益的便车的情况，这就形成了“公用地的悲剧”（Hardin，1968）。全球气候问题涉及到各国的共同利益，但又同时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之间的错位，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无论哪一个利益体都希望能够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如此一来，就会发生借于己有利而于人不利的理由回避甚至推诿改善气候的迫切要求的情况。这些理由常常指向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如无法确定人为因素在气候变暖中究竟起多大作用）、对碳排放量标准的选择（是使用碳排放总量还是使用人均碳排放量）、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等等（王毅，2001）。 二、当前气候政治的利益格局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均是面临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矛盾中的多重选择，甚至是两难选择。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由科学认知和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地缘政治大国对气候政治的作用力非常强大，但这种操纵力量的合法性正在气候问题日益紧迫的情形下逐渐丧失，尤其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各国民众对于一些国家以气候之名，行多国相互权力博弈之实的政治操作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们期待能够制定一个符合公平正义的新气候公约（张胜军，2010）。 就目前而言，国际气候政治呈现出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气候谈判的发起者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集团（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以及欧盟以外的欧洲国家）、中国+77国集团（现发展为130多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分歧，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 欧盟是低炭减排的发起者。对于欧盟而言，首倡“气候外交”是其树立未来全球领导者形象与地位的第一步。欧盟绝大多数国家早已进入福利社会，民众对自身生存环境、生活品质高度重视，在气候问题上又拥有资金与技术上的优势，而很多国家也属于易受气候暖化影响国之列。积极应对气候暖化不仅有利于欧盟抢占未来商机制高点，而且暗合其复兴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政治意愿。欧盟首倡气候外交，目的就是要在气候这个新兴政治、技术以及未来的新经济领域打破过去近百年沦为美国附属的困局，寻求新的优势领域，以重拾国际关系的话语权（张丰清、周苏玉，2010）。 美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排放国（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美国地大物博，经济外延扩张的空间大，地理空间、国内市场的回旋余地较大，并拥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所以，尽管美国也经常受到极端气候的侵袭，但应对能力强，一直置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历史事实和全球最大能源消耗国、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现实责任于不顾（华启和、凌烨丽，2011）。美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一方面是要掣肘欧盟气候外交领导者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奉行单边主义，将其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延展至气候政治领域，使得国际气候谈判陷入无限期的争论当中而没有切实、可行、有效的措施出台（张丰清、周苏玉，2010）。 由于经济技术的严重缺失，气候变暖所带来灾难性后果将使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数倍于发达国家的损失；而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所造成的知识和科技的商品化、垄断化又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