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近代中国(2014.8.27)杨国强.doc

儒学与近代中国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儒学与近代中国”，这个暑期学校的主题是“儒学与传统社会”，我讲近代中国，则特定意义上讲的是传统社会的解体。儒学与近代中国，我想说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中西交冲本质上是两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西方世界的交冲，是儒学与西方世界的交冲，而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起而回应西方冲击的，从一开始就是儒学培养、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个过程多苦多难，曲折坎坷，在一百年之间既改变了士大夫，也改变了儒学。 我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从历史过程本身做一个概述。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个过程的先后始末来说，西方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回应，有两个关节点，一个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在九十年代后期。先说六十年代初期，就是英法联军从广东一路打到北京，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出逃，这个造成的是真正的震惊、震撼、震慑。二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是在沿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当时沿海就是边疆，炮火升起、湮灭，对整个中原、内地、京城、士大夫上层的冲击并不大，但六十年代英法联军造成的冲击，皇帝出逃，真正的震动，因为有了这种震动、震惊、震撼，所以中国人才会正视西方人，不是像鸦片战争时期，开口闭口英夷性同犬羊，用的是两千年历史经验里的夷夏之辨。而后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当时对西方人了解比较深入的代表性人物冯桂芬，他是清代探花，做过京官，后来长期在苏州做绅士，太平天国打到苏南，他逃到上海，跟西方人一起以民间西方的商家和中国的士绅的名义，联合建立中外会防公所，共同包围上海，所以他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比较早、深入认识西方的。他讲两点：第一点，西方人到中国来，是不可摆脱的，不是像过去匈奴一样打过来可以打回去，“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狄，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第二层意思，西方人同历史上的夷狄不一样，“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这一点曾国藩和奕也在自己的切身体会当中感受到。奕訢当时《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乘船南下，他给咸丰的奏折就讲到，“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曾国藩后来提到，小刀会起义弄得上海城关闭，中国海关不能收，然后英国人代收关税，洋人在平定之后几百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所以曾国藩感到吃惊：“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这个都是同原来经验当中的夷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原来可以筑长城，把匈奴拦在外边，守边卡，把外夷拦在外面，现在按照条约制度，西方人已经走进中国，走入内地，走入社会底层，传教就走到社会底层去了。所以现在讲中西，讲夷夏，不是一条界线拦得住的，都在疆土之内。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西方人是中国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西方人来自中国经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王先谦说这是“智勇俱困之秋”，郭嵩焘说“万国梯航成创局”，李鸿章说“三千年一大变局”，曾纪泽说“五千年一大变局”，我们现在讲近代史老是讲三千年一大变局，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变局的内容就是历史经验之外。当时人说，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都是轮船和枪炮打败的。由于有了这些正视、比较、省察，我们才可能在这个时候看到，那一代人能够把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提出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化为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造船造炮从六十年代开始了。当时人把这个叫“借法自强”，魏源讲“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本意是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我们就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因此，从六十年代开始的自强，它的宗旨，它的立场，它守住的一条不可动摇的界线就在这里，以泰西富强之术，来扶我中华纲常名教，或者讲，“取彼之长，以新卫旧”，这个就叫“中体西用”。代表我们这个民族最先回应西方人的士大夫，其实他们共有的是儒学给予他们的担当世运之心，自觉的责任心。曾国藩讲：“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一日。”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他在奏折里讲得很清楚，他说：造轮船肯定比买轮船贵，而且最后造出来的结果怎么样，现在谁都不知道，所以爱护我的人劝我不要办这个东西，但是我看时势感到不得不办，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事办不成功，所有的惩罚我一个人承担。当然他后来这个局开始不久，就奉命到甘肃去平定回民起义去了。接下就是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当时正好在家里守制，按照清代家法守制的官员是不能出来当官的，所以左宗棠走之前推荐沈葆桢，朝廷不能任命他官，但是可以当差，所以所有的制造局里就福州船政局有一个叫船政大臣，这是为他专门设立的。他怎么讲？他也不想出来，第一守制，第二这个事情很麻烦做不好，最后他讲，“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李鸿章当年在苏南战场上看到西方人的枪炮，对曾国藩讲，中西之间枪炮相差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