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21天北平陷落.docVIP

“七七事变”21天北平陷落 　　1937年7月29日,北平城8年的沦陷岁月正式开始。而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刚好3个星期。21个昼夜之间,北平,无可奈何花落去。 　　 　　“七七”之后 　　 　　1937年7月7日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7月8日,日军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 　　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第29军作战。 　　然而,箭在弦上之际,对决角力的双方却都暂时松了手。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随后几天,和谈在零星冲突中时断时续。宋哲元希望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七七事变”。 　　 　　宋哲元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这位军长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 　　不过,在“七七”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一直对日军妥协。他对日军的微妙态度起源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这场战争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日双方在战斗力上的悬殊。 　　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宋哲元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抱着和谈的希冀。7月11日晚8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终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刚刚赶回天津的宋哲元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事态将就此平静下去。他还不知道,日本国内正是在此时做出了关键决定,并最终将战争推到不可逆转的浪尖。 　　 　　香月清司 　　 　　7月11日清晨4时30分，好战分子、日本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接到了就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委任状。 　　在7月11日的东京,主战方占了上风,出兵华北的方案获得了通过。当天下午3时,香月召集主持驻屯军全体人员参加幕僚会议,讨论战争行动计划。在这个会议上,香月发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7月12日,10列运载着日军的兵车分载着各种部队、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向西开,至傍晚已经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余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进驻北平。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仍然没有按照约定撤退。 　　7月13日的日本,主和方又占据了上风。中央军向华北的支援引起了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注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暂缓国内师团的动员,采取“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 　　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香月清司的部署却丝毫没有停止。 　　在日本本土,主战的陆相彬山元带领着陆军中央部进行着“要尽快发动战争”的游说,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说服了。终于,在7月17日,日本人下了最后的决定。当日上午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以7月19日为最后期限,和中国进行“有限期谈判”,并在19日动员本土的3个师团进入华北。 　　几分钟后,蒋介石收到了从日本发来,不啻于作战通牒的“有限期谈判”通电。这封挑衅意味十足的通电,促成了自“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 　　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称:“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时,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但29军已然失去了应敌的最好时机。到7月20日,日军作战部队全部部署到位,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钉在了华北大地上。 　　 　　北平城里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城里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尽管北平各界救国会等20余团体共同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的运动；尽管“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着“慰劳团”的标语四处游行,希望29军将士保家卫国,以免北平成了第二个东三省，但还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样,相信仗是打不起来的。 　　根据宋哲元的命令,从7月14日开始,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