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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交锋录 　　 　　一砂石，一世界；一朵花，一天堂。一部《物权法（草案）》，也多多少少能折射改革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还未曾有过一部法律享有过像《物权法（草案）》这样的荣耀：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并召开了100多次座谈会，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参加讨论，有那么多媒体跟踪报道，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前还要交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前研读，征求意见。至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幕幕情景，足以证明“物权法”的重要以及国人对该法律的重视。围绕着《物权法（草案）》展开的思想交锋，特别惹人注意。 　　 　　 内部争议 　　 　　这部法律草案并没有一开始就如此轰轰烈烈。“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列入立法议程时，国内只有极个别的学者在研究这个方向。”广西大学孟勤国教授介绍说。 　　不过，这一立法进程立即刺激了知识供给。大量学者开始转而专门研究物权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专门的物权法起草小组也开始起草物权法草案。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年，各种版本物权法编的草案建议稿纷纷完成，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教授王利明的建议稿。 　　争议在这时就已经浮出了水面，虽然只在学界内部。 　　梁慧星的草案比较多地借鉴了德国《物权法》，而王利明的建议稿除了借鉴德国，还结合日本、台湾的物权法理论，甚至还借鉴了英美财产法的一些内容。之后，广西大学教授孟勤国又提出了物权二元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物权法草案与梁、王二人争鸣，认为物权法不应该简单照搬西方，应该符合现代社会，符合中国国情。他称这种立法精神为“立足现代，立足宪法”。 　　2002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民法典》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物权法》需要单独立法。2003年，“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理念通过宪法的修改进一步得到巩固，这进一步促发了《物权法》的推出。这时，全国人大法工委拿出的《物权法（草案）》是多种建议稿的平衡，并多次召开会议，让学者辩论，并据此不断修改草案。 　　不过这样的交锋在民法学界讨论热烈，在圈外却没有引发任何波澜。“老百姓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曙光教授这样回忆：“当时这些建议稿都很学术化，很多学术概念都写了进去，外行人看不懂。” 　　“而且比较脱离中国的实际。”一个副部级官员这样评价。 　　此后，《物权法（草案）》也多次征求意见。不过征求意见范围还只是扩大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学教学研究机构。 　　 　　争议扩大 　　 　　2005年7月10日，情况开始有所不同。 　　从这天起，《物权法（草案）》开始向全民公开征求意见。从学者到普通百姓都显示出了很大的参与热情。短短一个月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收到意见1万多条，包括土地征收问题、房屋产权问题、不动产统一登记问题等，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最后收到意见大概有八万多条，在所有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中，这个数字仅次于《劳动合同法》。”李曙光说。 　　在立法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迄今已经有十多部。在立法者和学者看来，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些官员和专家已经开始在媒体上乐观地表态：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物权法（草案）》只要再经过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审议之后，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绝对毫无悬念。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乐观得过早。有一份意见已经悄悄引起了立法官员的忧虑。 　　2005年8月，正是媒体将公开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也注意到了《物权法（草案）》。“我觉得这部草案违宪，且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他说。8月12日，他上书吴邦国委员长，用洋洋洒洒五千多字直陈观点。 　　1个月后，也就是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4人约见巩献田，双方的谈话持续了80分钟。“当时我的言论比上书中的还要激烈。”巩说。9月26日，吴邦国提出要进一步修改《物权法（草案）》。巩献田知道，这是一个信号――他的意见被接纳了。 　　 　　 《物权法（草案）》风暴 　　 　　 　　2005年11月底，《物权法（草案）》立法步伐停滞的消息开始广为参与立法的学者所知。12月初，巩献田以及他的上书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12月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上，120位参会者们除了发表演讲之外，还签名讨伐，并且联名上书，要求尽快通过《物权法》。 　　“他很荒谬，乱扣帽子，根本不懂物权法。这可是我们多少年的心血。”当时一位与会的专家说。 　　随后，媒体的目光纷纷被这封搅“黄”“物权法”的信吸引。一些赞同《物权法（草案）》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