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之王”严义明.docVIP

“诉讼之王”严义明 　　无论是科龙案、周正毅案，还是如今的“要求政府公开4万亿投资的细节”，严义明所选择的公益维权案，都是具有高社会关注度的热点事件和焦点话题 　　 　　严义明缠着绷带，坐在电视台摄像机面前。 　　他耐心、细致、异常冷静地重复陈述着他在律师事务所遭3名不明身份的人袭击的全过程，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遇袭半个月来，这是这位号称“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接受第N家媒体采访，面对第N个记者重复第N遍的标准陈述。 　　 　　在他身后，是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亚洲之星”的黄金色奖牌，配着白色的绷带，构成一个合宜的画面背景。 　　不论五官长相还是精神气质，这都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缜密、精明、不动声色。连叙说自己的遭遇，都冷静得如同在法庭上替委托人陈述某个相关事实。 　　 　　“战略伙伴” 　　 　　半个月来，严义明把自己放在媒体的聚焦之下，频繁地接受报纸、杂志和电视台媒体的采访，冷静地按自己的步骤打着自己手里的牌。 　　报案之后，上海警方已经从东北抓捕到了3名犯罪嫌疑人。“我向警方表达了感谢”，不过，“案子还没有完结，背后的主谋还没有找出来”。他在等待着他想要的结果。如果主谋在一周之后还逍遥法外，他准备了第二套应对方案――通过媒体公布举报信。不到证据确凿、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 　　 从1998年的红光到银广夏、科龙案和后来的要求政府公开关于4万亿的信息，他所面对的，是从上市公司、企业到中央政府这样的庞然大物。他一直都和媒体记者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曾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上EMBA班的严义明，对一门叫企业战略的课程记忆尤为深刻，他喜欢用“战略”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行事策略和职业抉择。回顾自己的10年“维权”历史，他总结出个人最大经验是：“尽可能地把媒体作为一个战略参与者引入进来。” 　　“你个人在和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做利益博弈的时候，你的力量很弱，必须考虑引入战略参与者，把和你有相同责任觉醒的媒体引入一起来做。我这次被害，凶手立即被抓住，就是这个原因。”“在公益律师群中，我做的案子都比较难，但是每个效果都很好，为什么？我不是孤独在做，有这么多媒体在和我一起努力。” 　　目前，除了媒体，他选择独自战斗着。和其他公益维权律师没有交集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工作太忙，主要是出于自我保护，“一个人做事比较容易；如果抱成团，那是忌讳的。” 　　2005年7月，严义明以科龙电器小股东身份发布《致科龙电器全体股东书》，要求罢免顾雏军在内的6位董事，并自荐任新独立董事。在这一场地方政府、顾雏军等等多方势力博弈的事件中，他给自己在其中的作为打了7分，“我感到满意。从一开始我就估计大致能走到这一步。”此外，他更想看看谁的动作更快。 　　严义明是个很现实的人。“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什么时候该放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懂得什么时候放弃，才可以做到更多想做的事情。” 　　他很满意自己对细节和对整个事情进展节奏的把握：事件中的其他利益方会怎么想？对方以他的能力，能对事态控制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作为进程中的一方，大概该如何去影响？在哪一个阶段发挥能量？我该如何满足要求？” 　　“对一个律师来说，辩才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平衡感。如果平衡感不好的话，你会失度，方向就会错误。”严义明说：“我会说自己比较适合当律师，是因为我的平衡感还是有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不时会提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司法公正”和“我们党”等等。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态度诚恳。另外，在讲述那些没有很好回应他的中央机构时，他会频繁地引用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话，对领导们的“开明”表明赞赏和拥护的态度。 　　当然，这也是他的策略之一。 　　他小心地处理着与司法界各方的关系，尽量“让每个人都能有交代”。 “不能光想自己，也要让别人活，如果不让别人活，你就死得很难看。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这点。顶多就说严义明不听话。” 　　 　　一个法律实务者 　　 　　严义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大多讲究实际，明哲保身。但是，严义明也强调，同样在这个城市，还有余纯顺（探险家）和韩寒这样“另类英雄”的存在，“同时具备务实、缜密的作风和冒险精神，我想我算一个。” 　　从22岁起，严义明开始自学法律。“很诚实地说，当时只是认为学法律有前途、有用处，最初，我还是想去做生意。” 90年代，他曾两次东渡日本，第一次是为了学日语，第二次在日本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实务。1993年严义明回国，他从报纸获知，律师资格考试正式成为国家考试，“既然之前读过法律就去考吧，竟然考出来，那就做做看吧。” 　　1996年，当了律师的严义明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第一次怀疑。当时，他所在的上海市徐汇区法院为了提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