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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内容提要]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 　　[关键词] 西藏问题 国内政治 尼赫鲁 边界争端 　　 　　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领土争端，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亚洲和国际舞台上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当时似乎已经走上携手合作的道路，然而历史遗留下的、甚至一度不为人知的边界争议最终诱发了1962年的边境战争。考察这段历史，仅就印度尼赫鲁政府处理同中国的边界争议而言，其立场和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从最初“寻求默认”的冷处理发展到后来的升级争端和诉诸武力。如何理解当时印度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为什么尼赫鲁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会发生变化? 　　近五十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基于某个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过思考。比如，针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有研究指出，“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此外，无论是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学者都认识到印度国内政治的消极影响，认为其强大压力促成了印度政府日趋强硬和僵化的对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尼赫鲁政府决策过程的分析，显然有助于揭示印度政府的“失策”，但就研究本身而言，过于细微地关注决策过程，难免会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缺憾。 　　上述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所指出的各种因素事实上很难彼此分离，完全用其中的一个去解释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和决策，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不充分的。尤显不足的是，现有研究对于尼赫鲁政府处理印中领土争端缺乏一个动态的和整体上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外交政策分析的视角，通过系统梳理影响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诸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并具体考察不同时段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目标和意图、制定与实施，为1949～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发展脉络提出一个解释框架。 　　 　　一、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及其决定因素 　　 　　政策这个概念一般用在比决定更宽泛的地方，是概括性比较强的决定，表现为一组或者一系列决定；它同时含有对目标(Oective)、行动(Action)和规则(Rule)的阐述。在这里，目标是指人们特别期望出现的一种未来状态，这种状态必须是具体的。除目标或意图之外，政策在内容上还应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行动，即已经采取的、正在采取的和即将采取的那些行动；另一个是规则，即行动的指针。规则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未来某种状况作出反应的主旨；二是作出某种反应的特殊条件，即在什么情况下才作出这样的反应；三是有关未来事件或状况的解释。从上述角度来界定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指的是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所作出的、用以处理与中国的边界纠纷和领土争端的一系列决定，它同时反映出印度统治阶层的精英人物如何认识印中边界和印中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及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目标及其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模式。 　　从动态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印度对华边界政策是由三个关键因素决定的，即西藏问题、国内政治以及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尼赫鲁。 　　 　　(一)西藏问题 　　 　　在1947年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南亚次大陆之后，印度共和国不仅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在中国西藏的一系列特权，而且在维护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问题上同后者的战略如出一辙。这一战略意味着，中国中央政府继续在西藏行使“宗主权”，而西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并在客观上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区”。基于此，在印度决策者看来，西藏局势的演变，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北部边境的安全构成挑战。这同时意味着，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符合印度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在此背景下，边界问题并不构成挑战。如果西藏“高度自治”得不到维持，西藏失去“缓冲区”的地位，那么，印度主张的印中边界理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尊重，以此作为对于印度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的某种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西藏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 　　 　　(二)国内政治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对外事务的程序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国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内部变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