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docVIP

启动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 　　提要：建国伊始，中央提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矛盾，但为实现这个工业化目标而采取的“三改造”后来被证明是一条太大的弯路。1957年大跃进的经济冒险失败导致主要矛盾被修改，以致发生了更大的政治折腾。 　　30多年前打开国门后的巨大落差，使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共识。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成为阻碍这个转型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的道路正确地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政府和市场的合力造就了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动力都在明显衰竭。面对外部摩擦与资源依赖、内部有效需要不足，以及城市化速度很快，质量很差，中国社会从二元转为特殊的三元，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中国正从经济改革转入社会改革的时代。与经济改革以经济自由为旗帜不同，社会改革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为旗帜。在社会改革阶段，中国不是要加速而是要夯实城市化，完成新城市建设，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革和社会事业领域向公众开放的改革。通过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接力交替，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完成现代化转型。 　　恰好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这列高速运行的火车，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后危机时代外部摩擦加剧、内部需求与资源约束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还能持续，已经名符其实聚焦了世界的关注。况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类似，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越三、四千美元之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人们相互牵制乃至冲突的要求开始集中涌现。因此，中国是能智慧与平稳地在本世纪中叶完成自己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还是会象很多进入这个阶段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临门一脚时落入“发展的陷井”？这显然是中国人在本世纪要面对的主要挑战。在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回顾过去6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认识当今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寻找和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显得尤为重要。 　　建国头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应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按照当时传统的工农业总产值统计，农业约占70％，工业占30％，按照增加值计算，工业的份额则要更低得多。即使经过建国后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末，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也只占GDP的20%，而职工就业人数仅占总劳动人口的7.4％。因此，195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设想是三个五年计划，约15年），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一化三改造”，既给出了目标，也指明了途径。结果，从1953年的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开始，三大改造进展神速。以至到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主席已经可以宣布，我们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现在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他在致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的目标。据此，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回过来看，这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胜利了的党和人民都急切企盼建立先进工业国目标之间的距离和反差，确实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心态和愿望。 　　遗憾的是，后来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尽管建国初期确定的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冷战对立环境下，其选择的道路和途径被证明是一个太大的弯路。因为为了“一化”而实行的“三改造”，实际上抛弃了建国的“共同纲领”确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使中国经济套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笼子，经济生活逐步失去了动力和活力，走向封闭和僵化。国家工业化也走向了牺牲农业、掠夺农民从而使工业化失去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畸形道路。 　　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进一步助长了高层的乐观情绪。在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矛盾的假设下，以“最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生产力”成为时代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1958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浮夸和强制人们吃公共大食堂的人民公社，并没有实现“超英赶美”，让人们跑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