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根本原因.doc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根本原因 　　农地冲突指农民为了取得、捍卫、行使或者排除他人干预自己的土地权益而采取的谩骂、中伤、聚集、斗殴、上访和诉讼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为。 农地冲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肯尼亚[1]337，[2]1、印度尼西亚[3]3、菲律宾[4]、巴西和津巴布韦[5]都普遍存在。在肯尼亚，牧民和农民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时常发生激烈的农地冲突[1]340。在印度尼西亚，起源于土地占有和权属争议的农地冲突随着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参与而愈演愈烈，有的还上升为了暴力冲突，其强度取决于参与人数、冲突的位置、土地面积和卷入的州组织等因素[3]。 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前，土地冲突发生在村民-村民、村民-村干部、村民-政府、村-村、村支部-村委会和村干部-政府以及村民和开发商等主体之间，涉及农地使用权、农地征收、农地污染和宅基地使用等诸多方面，主要表现为口角、斗殴（械斗）、砸抢财物和围攻政府机关（群体性事件）等形式。 2006年全国废除农业税后，农民种田负担明显减轻，基层政府因难以继续搭便车向农民收费，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而这一期间房地产持续火爆，其价格也在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对农地的争夺，农地已取代税费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由此引发的农地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也相应增加，其影响还因知识精英和新闻媒体愈来愈多的介入得以扩大，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6]，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农地冲突是一种有害品（bads），卷入其中的村民和乡村干部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体力和费用，降低了福利，破坏了农村邻里和睦与干群关系，对社会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探讨农村现阶段农地冲突的原因对于制定有效预防措施和缓解农村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学术界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心农地冲突问题，对土地冲突的概念、类型、诱因和化解对策等进行了探讨[7-8]，但总的来看，对税费改革后农地冲突原因的分析基本上还停留在定性层面，认为农地分配制度是诱发农地冲突的主要原因[9]48，[10]55，缺乏实证研究，本文拟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农村收集到的数据对之进行实证检验。 1 分析框架与模型 对农民来说，卷入冲突（c）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获得正效用U，包括经济利益（Y）等，但为此会付出代价，即负效用U，包括时间、精力、体力、费用和可能的人际关系的恶化等（W）。农民追求净效用的最大化，即 假定净效用函数是凸的，可进一步得到c=f（Y，W），即农地冲突发生与否取决于由此带来的收益和为此付出的代价。 影响农地冲突的效用和负效用进而诱发农地冲突的主要因素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农地分配制度，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土地产权的不规范。土地产权的不规范被发现是农地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11]，在发展中国家[12]，如印度尼西亚[3]4、肯尼亚[1]343，[2]5和巴西[13]321都是如此。例如，在肯尼亚，一半左右的土地冲突是发生在邻居或相邻的亲戚之间有关边界的冲突，与产权登记为自己的名下相比，产权登记为死去的丈夫名下的寡妇卷入农地冲突的可能性高12%，产权登记在父母名下的更担心冲突的发生[2]。二是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津巴布韦、南非、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农地冲突[13]321。在巴西，土地的分散和不平等也加剧了土地冲突[14]。在我国，农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农民并不享有真正的所有权，村干部以地谋私普遍，不合理的农地分配制度也被认为是诱发我国农地冲突的主要原因[9]48，[10]55。本文用农地承包满意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及其基尼系数三个指标表示农地分配制度。农民对农地承包越满意，表明农地分配越合理，农地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应越小；农地越多，差距越小，农民对农地的争夺会越少，农地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也应越小。 诱发农地冲突的其他因素还可能有： （1）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可能会影响农地冲突[15]：一方面，非农业收入越高，对农地和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另一方面，非农业收入差距也可能影响农地冲突：如果这种差距不具有隧道效应，即如果现在他人较高的收入不能作为自己未来收入增加的信号，农民对农地的争夺会更激烈，农地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会上升；相反，如果具有隧道效应，人们就会尽量增加非农业收入，对农地的争夺会下降，农地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将降低。实证分析用家庭人均非农业收入及其基尼系数表示非农业收入及其差距。 （2）土地稀缺性、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和地块位置。土地越稀缺，农业的商业化程度越高，土地的位置越好Dein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