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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让弱势农民承担农地改革成本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与农地制度的改革发展密不可分，农地制度的变迁与改革一直影响乃至决定着农村发展的方向。9月27日，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协办的“农地制度改革与三农发展”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各级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基层农民组织等各界代表20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升到推动国家新一轮发展方向的背景下举办，而这两个“轮子”的行进都与农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论坛分四大单元，第一单元为主题论坛，第二单元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地制度及其改革经验的介绍，第三单元为农民合作组织与农地规模化经营，第四单元是不同经营形式下的农地流转。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占地，一些地方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剥夺，导致我国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中国的三农体制改革特别是跟农地相关的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情况基本清楚，但在政策方向上到底怎么走？与会专家谈了各自的看法，来自基层的农民代表也介绍了他们因地制宜的做法。 土地革命是改革红利的前提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农地制度形成的基础并非市场交易，这一点必须清楚。它是在20世纪经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以战争的方式、政治的方式所形成的土地产权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今天我们讲“改革红利”，我愿意稍微把它往前延伸一点，即改革红利来源于土地革命。为什么？是因为土地改革之后，第一次使得民众对执政党建立了充分的信任，于是能有效地动员民众进入集体化，以规模劳动替代资本，尽管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仍然很值得批评，但它毕竟不是大规模地砍杀别人，然后把别人作为奴隶，不是这样。而“文艺复兴”恰恰是大规模复兴的奴隶制，即把大量土著居民杀掉，只保留少部分作为殖民者的奴隶，这是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乡镇企业占据工业化半壁江山的辉煌，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十年中完成原始积累，连个上访告状的都没有？是因为土地、劳动力进行资源转化的根本动力是村舍所有。但1988年出现的滞涨危机，使得宏观政策在调整中取消了所有乡镇企业原始积累必须依赖的特殊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这就打破了村设内部化的机制，由此导致了后来大批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 美国的大农场尽管成功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但我们在调研后发现，它的收益主要是在三产上，而非农业本身。大多数规模化农场其农地产出是下降的，而小农生产的综合效率很高。特别是如果把资源环境作为一种成本纳入进来考虑的话，会发现，越是大规模的农场，其资源环境成本越大。现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圈地运动，本质是金融资本过剩，只不过这个本质很少有人谈到而已。 中国的农地改革落实到政策思路上，我认为就是实行同权同利，即让农民拥有跟开发商同等的权利。中国的农地制度并非不可操作，实现同权同利，让利给农民，就可以化解很多矛盾。 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流转市场 宋洪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就土地管理制度而言，我的理解是两类土地五种情形。两类，即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五种情形，即农业用地中有承包地和基本农田，建设用地中有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家建设用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第一类中的第一种情形，即农业用地里面的承包地如何管理？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通过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流转市场来做。政府要在流转中做好管理和服务。 发展按份共有的合作制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评价一个政策、一种制度、一种体制，我觉得最好从三个方面去衡量：它带来的效率怎样？对社会平等的影响怎样？对社会稳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国家制度所导致的高房价，可能是第四次分配，先行农地制度对农民不公，对城市的小民也不公。农地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是要充分认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发展按份共有的合作制。 切实解决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郭书田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农民问题的要害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同斯诺有过一次谈话，他说“在中国谁赢得农民谁就能够取得胜利”。怎么才能够赢得农民呢？就是谁能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够赢得农民，赢得中国的胜利，这个话是他的经验之谈。我看是有很深的哲理，也符合中国的实际。 现在，我们要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断被剥夺，既有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又有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国际背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