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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成本电影中城市边缘人无奈 　　摘 要：小成本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都反映了城市边缘人内心的矛盾，乡土社会中家人对农民工较高的社会期待和城市人对他们的鄙夷影响了他们的主观意愿和行为模式，家人的预期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倾向于通过“表演”的途径获得心理或物质上的满足。 关键词：社会期待；行为模式；社会角色 《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都展现了农村人在城市夹缝中的艰苦生活，所不同的是，王小帅导演拍摄于2001年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是以一个青春悲情物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2011年的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则是通过底层喜剧的形式展现出农民工生活的苦涩。两部影片都展现了来自乡村的年轻人想在城市中立足的愿望，呈现力图在城市中站住脚的农民工的艰辛际遇。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影片中有很多通过搞笑套路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生存增加一些砝码，也给挣扎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带来一丝宽慰。 社会学家米德曾提出，自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和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自我意识在主我和客我的辩证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1]，社会的角色定位影响了自我的主观意愿，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乡土社会中，家长对孩子的社会期望，城市人对自己的鄙夷让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对城市身份非常向往，并逐渐动摇自己原有的价值观，认同城市价值观。 他人对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定位 （一）乡土社会中，熟人对外出去城市的孩子社会期待较高 人口众多是农村家庭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大家庭的密集居住。农村人往往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而生活在一起，一个村子往往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家族组成，因而，亲戚间的交流频繁，攀比也随之而来。 在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小强的妈妈很自豪的和小强讲述家族的历史，“想当年你老爹老妈在城里风光的时候……”，并且追溯到小强的爷爷，说爷爷是大跃进中村里第一个实现亩产上万斤的人，家人的社会期待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工带来负担，让他们盲从的追求经济地位而做出一些举动，比如从事非法的小买卖等。影片中在城里生活的四毛，过着连房租都交不上的日子，但是却对家里亲戚说混得很不错。这也是为了满足家里人的社会期待所编出来的谎话，这一点不仅仅在农民工身上有体现，正如生活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那些跨国移民一样，他们即使生活的很差也会尽力满足家里人的需求，当家里人写信要求经济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尽力寄钱回去。（Heather A. Horst）[2] （二）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态度 由于生活条件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对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存在一定的自卑感，而与之相对的是城里人的优越感。《十七岁的单车》影片开头部分，农村人则是正面对着镜头，像被审问的犯人一样回答着城市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脸上大都带着一种木讷，当被问及具体工作和收入的时候，农村人的回答模糊甚至可笑。 《十七岁的单车》中，城市少年坚子其实与外来工小贵一样，同属于大城市的边缘人，坚子一家挤在狭小的房间内，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他与同龄人小贵相比，不过多了一份城市户口，然而这却足以成为令他骄傲的资本。《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四毛的房东其实和四毛一样住在城里简陋的筒子楼中，也属于城市中下阶层，然而她催促四毛交房租时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四毛，你这过分小兔崽子，这几天跑哪里去了？没钱交房租住天桥底下去。”，在这位城市人的眼里，甚至将农民工和住在天桥底下的乞丐划上了等号。 主观意愿的改变 （一）对城市身份的向往 在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对于自行车的向往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每天结束工作后精心擦拭自己的车；仔细计算到底什么时候自行车才能真正属于自己；把车停在送货地点的门前会不放心的屡次回头查看；在城市男孩小坚一伙人去抢车的时候，他被打了一天也紧紧抓着自行车不放手。自行车不仅仅是小贵在大城市中求生的工具，更是他由村里人转向城里人的一座桥梁。当这这个中介丧失的时候，小贵便不知道他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城市里究竟要以怎样的身份生存下去。而保姆红琴每天偷穿主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的美丽脱俗，站在落地窗前供人欣赏，从他人艳羡的目光中，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而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中，从乡下来的张小强站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前大喊“我要做城里人！”，更是鲜明的表现了他对城市身份的期许。 （二）道德失范 处于经济社会下层的农民工，比物质经济相对富足的城里人，更容易面对来自生活、家庭、甚至生存的种种物质压力，因而也更容易处在现实生活与道德做抉择的十字路口。 在大都市的大环境中，一方面金钱成为成功标志和社会地位象征，另一方面城市是上层社会的聚集地，这也就难怪农村人会产生自卑感和对城市身份的趋同感了。《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小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