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教训和警示 学术论文.docVIP

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教训和警示 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教训和警示 【 作 者】刘守芬/王洪波/姜涛/陈新旺 【作者简介】刘守芬，王洪波，姜涛，陈新旺，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题】管理史鉴 【 正 文】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巩固社会主义的廉政法制是十分有益的。 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廉政法制可以说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为我们当代的廉政建设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有益经验。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古代从未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廉政法制建设从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一部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政治遗产，对我们更多的是批判意义。其一为专制制度，其二为人治传统，此二者是滋生腐败的最丰厚的土壤，也是封建社会无法遏制、消除腐败之根源所在。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日益健全完善的今天，反思封建社会专制和人治的弊端，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吸取古代廉政法制的教训，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廉政法律制度是有警示和借鉴作用的。 　　　　一、消除专制，民主防腐 中国自秦朝开始就建立了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事无大小皆决于皇帝，（《汉书 刑法志》）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的最高权力于一身，具有一切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所有朝廷百官和国家财产的权力。皇权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规范和限制，君主不受任何监督，君主的谕旨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果已制定的成文法与其发生冲突，不是以权废法，就是以言代法，法律只能卑贱地服从诏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成为广泛接受的公理。专制制度直接导致了腐败的不可遏制性和廉政法制的不彻底性。在实行了人民民主的今天，专制制度的封建残余仍然危害甚烈，严重阻碍了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个人专断。首先，在封建社会，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为了保证君主的最高权威，君主对臣下首先要求的是忠君敬上，其次才是廉洁不贪。往往将惩治贪污腐败作为消灭异己势力、打击不同政见者的借口。在皇权专制下，反腐败极易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例如《唐六典》中规定，御史弹奏百僚，须先上奏听进上，皇帝准其进则进，不准则不能弹劾。一个官员是否贪赃腐败，违反廉政法制，须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而不是依法来判定。皇权专制下的法律是依统治者的需要有选择地适用的，治理百官的廉政法律更是如此，这就大大降低了廉政的功效。其次，皇权的行使以个人专断为特征，地方行政长官同样是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从中央到地方，从君主到县令，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中，下级只对上级、君主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也是实行多数服从少数的个人专断，缺少民主因素，权力的行使也缺乏监督和制约。封建君主为了监督各级官僚对其诏令的执行情况，建立了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别发达，对整饬吏治，惩治腐败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应清醒地看到，古代监察是一种集监督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体的综合监察，监察权是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监督权，而不是对个人专断的分权。由于监察权有极易干涉行政的倾向，大部分朝代都采用巡视按察制度，而不设常驻地方的监察机构。汉代的刺史曾尝试常驻地方，结果不久就演变为地方一级行政机关 州牧，清朝的督抚也曾由监察官转变为地方大员。可见，古代监察制度并没有形成现代法治倡导的分权和制衡机制，只是构成了皇帝 监察官 行政官僚的纵向权力结构。正所谓一县之众必由于令，一郡之众必由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天子，则天下如网，网之相维、臂指之相使矣。（《唐鉴》卷9《宪宗》）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监察权只可能对行政权构成纵向的类似上下级的监督，而缺少横向的经常的监督和制约，各级官吏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只要能让君主、上级满意，就可以做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既然权力不受监督，以权谋私便不可避免，更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遏制。同时，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监察系统，其职能有其两重性：由于独立的监察权对行政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它是整饬吏治、严明法纪、确保廉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又由于监察权隶属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君权，监察制度变成了君主控制群臣的御用工具。运用得当，可以保证吏治的清明，起到肃贪倡廉的作用；一旦被滥用，就会成为推行专制，打击异己，陷害忠良的罪恶魔杖。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日益完善，但君主专制下的个人专断的封建流毒在今天仍没有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