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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方城市郊区化差异 　　摘 要：中西方郊区化都是生产力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因而在对郊区化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争议。本文主要从宏观背景、微观动力和郊区化结果等方面论述中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并分析得出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得出中国城市郊区化现阶段处于不发达时期，属于被动式外迁，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郊区化；动力机制；被动式演化 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郊区化阶段，郊区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变化，吸引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的郊区化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郊区化的研究现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城市郊区化的差异，希望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推进提供相应的借鉴。 一、城市郊区化的概念 城市郊区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因而形成巨大的推动力，促使城市中心区人口、产业外迁，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郊区城市化是指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过程[2]，它是不同于城市郊区化的又一重要概念。具体是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变化的职业转换过程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3]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具体体现在人口、商业、工业、服务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其实质是指在市场经济和制度革新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的一种置换，是一些城市要素如人口、工业等从原来的城市中心空间置换到城市郊区空间。城市郊区化的本质就是”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动态作用。[4]郊区化的前一阶段是集中城市化，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它的内部空间的承载力会达到极限，出现城市发展的”排斥力”，形成聚集不经济，此时”扩散效应”就会统领主要方面，城市中心的人口、产业、就业岗位在市场的决定性的作用下被置换到城市郊区。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对作用力的平衡与不平衡交替演变，促使了城市的螺旋上升和郊区化的发展。 二、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兴起及其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出现了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首先开始外迁，一些工人跟随着工业的外迁也迁入郊区居住，于是郊区化出现了。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郊区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郊区化进行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周一星（1996）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5]，之后学者们大都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苏州、杭州、常州、无锡、大连、沈阳、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做了研究，[6]研究表明中国部分大城市自1982年开始已进入人口郊区化阶段。 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郊区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和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7]关于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大类认识： 一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的变革。周一星、孟延春（1998）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包括四个方面[8]，分别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内外为旧城改造和郊区化提供的大量投资；贾鹏（2006）认为，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中国郊区化的主要动力机制。[9] 二是认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最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杨文、魏海涛（2004）认为，市场经济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0]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促使各种要素在城市集中寻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它同时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形成聚集不经济，最后形成以扩散为主导的作用力，使城市进入郊区化阶段；从微观上看，城市土地利用和布局、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也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张京祥（1998）认为，郊区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目标，居住行为是从属的，特别是核心区人口的下降是在政府意愿的强烈推动和高额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所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市中心建设正方兴未艾，所谓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只是过度市场化的行为。[11] 三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来自于自然因素和交通通讯因素。杨艳茹（2004）认为，影响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自然环境。[12]随着我国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大气悬浮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及噪音等污染指数逐年增加，而大城市郊区一般属于新建城区，人口密度较低，有些大城市郊区近年来还出现了人工湖、集中绿化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