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喜福会》中男权文化和种族歧视.docVIP

电影《喜福会》中男权文化和种族歧视 　　[摘要]电影《喜福会》改编自美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的同名小说，由华裔导演王颖指导，温明娜、邬君梅等人主演，在1993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之后引起巨大反响，跻身美国主流电影之列。影片以四对美籍华裔母女为叙述焦点，全景式展现了男权文化统摄下中国传统女性的悲惨生活与现当代美籍华裔女性的种族歧视遭遇，探讨了女性独立、女性价值、女性尊严等女性问题，成为一部倡导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反叛男权文化和种族歧视的宣言性作品。 [关键词]《喜福会》；男权文化；种族歧视；琳达；露丝 《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之作，曾获全美图书小说奖，是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小说之一，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1993年被华裔导演王颖改编为电影，温明娜、邬君梅、周采芹、卢燕等人担任主演，成为导演王颖成功进军好莱坞市场的鼎力之作。影片以四对美籍华裔母女为叙述焦点，全景式展现了男权文化统摄下中国传统女性的悲惨生活与现当代美籍华裔女性的种族歧视遭遇，引发了观影者关于女性独立、自尊等问题的思考。电影《喜福会》“以特有的视觉效果将小说的内涵立体地再现出来，使其成为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品”[1]。 一、男权文化中的中国传统女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至父系社会阶段以来，男权文化便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它设置了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规约，确立了“男性标准”的同时也塑造了“女性模式”[2]。这种男标准与模式投射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存续千载的父权制度。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女性就是在“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规约下艰难度日，丧失了生存选择的主动性，只能无奈地依附于婚姻。《喜福会》通过描述多位中国传统女性的婚姻遭遇全景式展现了旧中国时期父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压迫与剥削，对父权制规约下的传统中国女性进行了角色定位。 在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并无独立的自身价值，她们的价值只能通过依附于男性得到体现，由此女性依附于什么样的男性即能够嫁给什么样的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影片《喜福会》的女主人公之一琳达在幼年时即被当地的“富户”黄家看中，许给黄家做儿媳使琳达的母亲在门第观念的指导下为之欣喜，她只关心女儿所嫁之人的门户与财富，并不在意女儿所嫁之人的年龄、相貌与品性。自从琳达与黄家定亲之后，母亲便以一个好儿媳的标准对其严加管教，吃饭不可过快，否则就没有女儿样子；身上不能弄脏，否则琳达即会招来母亲的训斥：“谁家会娶你这样的丫头做儿媳”；嫁入黄家之前，母亲一再叮嘱琳达要安分守己、恭顺隐忍。在与黄家儿子天余拜过天地后，琳达独自在洞房中等待着未曾谋面的丈夫，她惴惴不安地向神灵祷告，希望天余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或一个相貌奇绝的丑八怪，然而令琳达始料未及的是，天余竟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这种男权思想占据主流文化的社会氛围与母亲自幼以来的教育下，琳达养成了隐忍、懦弱的性格，新婚之夜，琳达的丈夫天余便对其大发雷霆：“我是丈夫，是当家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去睡到地板上吧。”天余虽然未成年，但已经深受男权文化的侵蚀，将女性视为自身的依附。在夫家琳达不仅忍受着来自丈夫等人的凌辱，而且要努力做好饭菜、针线等婆婆交付于她的各种活计，通过各种方式讨婆婆的欢心，即便如此，琳达并未通过自己的恭顺隐忍获得婆婆的青睐，尤其是在嫁入黄家一段时间之后，琳达仍然未孕，婆婆便因此常常责骂她并命佣人给琳达强行灌入“生子”苦药。该片之中，除了琳达之外，其他的女性角色也都深受男权文化的压制与迫害，莺莺的丈夫在儿子的满月酒会上与歌女调情，完全不顾在场妻子的尴尬，甚至在莺莺无力的反抗过后将妓女带回家中并因此对妻子拳脚相加。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一直安守妇道，在一次为故去丈夫上香的过程中被当地富商吴清看中并强行与之发生关系，安梅母亲在娘家的唾弃中无奈地嫁给了吴清，成为吴府的四姨太，为了腹中的孩子忍辱负重。然而在孩子出生后，安梅的母亲并未母凭子贵就此改变备受欺凌的命运，所生之子被吴府的二姨太强行霸占，最终安梅的母亲选择了自杀来拯救女儿安梅在吴府的悲惨境遇。影片《喜福会》在展现安梅母亲的悲惨境遇的同时，也借此展现了在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逐渐被异化的身心状态与行为举动，她们甘心依附于男性并为了这种依附地位而相互伤害，吴清的二姨太为了讨得丈夫的欢心，设计让吴清奸污了安梅的母亲；安梅的母亲在被吴清奸污后并未得到其母亲的同情，而是遭到了恶毒的辱骂与唾弃。 影片《喜福会》以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为叙事背景，此时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正处于酝酿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长期以来的男权文化中觉醒，在构建于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婚姻中反抗，她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本应属于女性的自尊和平等。 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琳达即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结束了她与天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