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能动司法和对基层法院要求.doc

论我国能动司法和对基层法院要求 　　【摘 要】能动司法作为现阶段中国的司法指导理念，具有和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相区别和联系的地方。作为直接面对社会的基层法院，承载着解决大量的矛盾纠纷的司法功能，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必须掌握合理的界限，同时积极贯彻能动司法的理念以有效的处理好绝大多数的纠纷。 【关键词】能动司法；基层法院；事实认定 谈论能动司法的问题，不可避免的要先对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首先是关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问题。关于司法审查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最高法院首次行使司法审查权并使国会的一项法律无效。其次是关于我国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谓“马锡五审判方式”其实是抗战时期盛行于陕甘宁边区的一种审理民事、刑事案件的方式。不过后来随着民事与刑事审判方式的分化，它仅仅适用于民事审判领域，直到现在的很多基层法院都保留有该审判方式的特点。[1] 一、能动司法的涵义 能动司法一词在我国的提出，是由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8月在江苏省高级法院调研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坚持能动司法，切实服务大局》中明确提出来的。目前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一概念均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而更多的是将它与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司法能动主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和个性。美国联邦宪法可以称为世界上最高度抽象概括的宪法，为了能有效地运用宪法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美国不但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扩展宪法的内容，同时又通过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审查权对高度概括的宪法及其修正案做出法律解释，创造性地发展出许多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案案件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司法审查体现了司法权在美国国家权力体系的扩张。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能动主义出现的原因却在于立法相当于司法活动的明显滞后性使得很多的案件在成文法典中找不到完全与之相对应的发条予以适用，，或者根据法律所做出的裁判结果明显的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而这就要求法官根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将法律灵活运用于个案的处理，从而得出更加合乎公平正义的裁判结果，而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的规定。实用主义者认为法律是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逻辑推理只是得出结论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实用办法主要强调法律规范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不仅是书本、条款本身。[2]而我国的能动司法，与上述的司法能动主义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性，但是却不是完全等同。它其实更多地切合了我国的具体国情因而体现了更多的中国特色，要求各级地方法人民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在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既严格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同时又结合具体的大政方针政策并结合社会公序良俗，充分利用调解与裁判相结合的方式，使个案的办理达到最优化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政治目标。它是现阶段我国的占主导地位的司法理念。 二、能动司法的合理界限 能动司法的合理界限问题，是关系到司法权能否有效行使的问题。笔者在此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能动司法应该要注意与民众的意见有一个理性的界限。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件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法律的具体规定，还要充分考虑案件的裁判所带来的社会效果。但是这不是说法官就可以为了迎合民意而做出违背法律的实质性规定的裁判结果，导致出现媒体审判、民意审判等不正常的现象的出现。法官考虑案件可能的社会效果只能是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复杂的案件上，并且只有出现具体法条的缺位或者机械适用法律的规定会引起明显的违背公平正义的情况发生时，才能考虑结合个案的特殊性而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能动司法。 2、能动司法还要注意保持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理性关系，不能过度司法而侵入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范围。法官在进行具体裁判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定位自身裁判者的身份，正确而清楚地司法权的能动性所能涉及的范围，准确的把握好司法权与政治权力的分野，这才能既有效地保护自己，又合理地维护司法权应有的权威。在司法权的行使过程中，如果一味地强调能动司法而不节制其合理的权力范围，一旦产生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必将因为其过于弱小而导致否定性的后果，从而削弱了司法权应有的威信。“事实上，司法与政治之间的融合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只是反映出司法向其政治本质的复归”。[3] 3、能动司法必须克服的另一种错误倾向是消极不作为的司法，这是这是与司法权的过度扩张相对立的另一种状态。表现为司法权过度的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对于依法完全应该属于司法权自身的权力范围的案件，因为地方行政领导的不正当干涉，如“打招呼”等而拒绝受理或者根据地方行政领导的意志进行裁判，完全丧失了司法应有的独立性。导致当事人告诉无门，独自面对强大的地方行政权力，这是有违司法设立的保护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