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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蓟县志》中乡土规划方案刍议 　　摘 要：《重修蓟县志》于民国三十三年付梓刊刻，延续了传统地方志的纂修体例，但新增了一些诸如蓟县农林改造、水道改造等较为现代化的乡土规划方案，而地方志中的这一现象实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转型息息相关，加之蓟县时局动荡，民生凋敝，《重修蓟县志》中的诸多乡土规划便成为纂修者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辅矫时弊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重修蓟县志》 乡土规划 儒家思想 民生危机 《重修蓟县志》出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而最近一次重修刊于清道光十一年，已过了一百一十三年，其意义可想而知。难能可贵的是《重修蓟县志》成书于时局动荡的旧中国，且属日伪时期所纂修的一部方志，政治上无疑是应当否定的，但其中亦有一定学术价值。时代条件的限制必然影响方志的纂修，但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部《蓟县志》的分量，而纂修人员的不屈不挠，更彰显了这部《蓟县志》的价值。与此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赋予了《重修蓟县志》以新的主题与内容。 一、《重修蓟县志》的编修简述 《蓟县志》的重修绝非一帆风顺，文献的稀缺与散佚对重修造成巨大阻碍，时至民国三十年，“县有旧志，《文渊阁书目》所载《蓟州图志》，《天一阁书目》《辽史拾遗》所引汪浦熊相两志，以及崇祯二年赵志，康熙十七年董志，均已久佚。其存者如康熙四十二年张志，道光十一年沈志，亦皆陋略，及时重修殆不可缓。”（李少微《重修蓟县县志P1-2）李少微，民国三十年迁伪燕京道尹，三十二年迁伪津海道尹，李序中称：“补志之事乃定，会余转任津海。”重修的发起当在李少微主政燕京的这段时期，因职务变动，重修工作由蓟县县知事武清人徐葆莹主持。 《重修蓟县志》发起之时，所见文献唯康熙四十二年《蓟县志》和道光十一年《蓟县志》，而此前有过一次重修《蓟县志》的努力，“民国二十一年曾设重修志料征集处，由县人刘君化风主纂，次年长城战起，因之中辍，以所成者存交教育科，适遭二十七年匪焚与县署房舍，同毁于火。刘君今已作古无可咨诹。”（徐葆莹《重修蓟县县志P3-4）时局的动荡使这次重修的尝试付诸东流。民国三十年冬，徐葆莹上任，三十一年三月开始组织纂修委员会，并着手恢复蓟县县署，这段时期，“县境祸乱亦稍稍戢止，渐趋安谧矣。”三十二年，蓟县县志重修委员会正式组建，“有逾年春，敦聘仇锡廷、杨陆存、崔崇斌、赵彤宣、王锡三、刘博泉诸君子为县志编修委员，诸君子者，县中绩学士也。”以仇锡廷为编修主任，至此《蓟县志》的重修方才正式启动。 《重修蓟县志》大致耗时半年，徐序中称“诸君毅力坚定，不辞辛劳，从事缀辑，半载观成。”从民国三十二年春重修启动，到徐序落款的民国三十二年九月，经蓟县县志委员会编修者努力，《重修蓟县志》告罄。仇锡廷为此次重修做出了巨大贡献，“竭数月之力，当溽暑之烦，独任搜集编校之役，裨补阙略，多所广益。”（徐葆莹《重修蓟县县志P3-4） 《重修蓟县志》筹备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目的，“勾稽逸闻，搜求掌故，并于社会之变迁，人群之进化，多所致意，以期两者文献皆有益于社会人心，冀挽颓风而杜乱萌。”（李午阶《重修蓟县县志P5）蓟县的人文旧事、逸闻掌故依然是关注的重点，但对社会变迁、人群进化的考察开始进入纂修人员的视野，并强调前后两种形式的文献内容并非矛盾，皆有益于社会人心，辅矫时弊。基于此，诸多现代化的乡土规划方案得以出现在《重修蓟县志》中。 二、《重修蓟县志》中的乡土规划 《重修蓟县志》虽在体例上没有突破传统框架，但在新增内容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然超越了前代，《重修蓟县志》中的乡土规划方案和公共事务的意见与建议，显然是传统方志不具备的。有必要对《重修蓟县志》中的乡土规划进行一定的疏理和解读。 蓟县长期以来对山林开发不当，以致林业资源萎缩以及果农经济境况恶化，对此《重修蓟县志》增附了段宝森的《蓟县北部山岳地区开发山林意见书》，明确提出山林开发事关国计民生，“欲补偏救弊，转窘为丰，自非开发山林无以转其机。”（《蓟县志卷一P41）建议设立县林场和区村林会，并从农林改造、技术革新、果农的培训、生产与销售、果林病虫害防治等多方面对蓟县山林开发作了详尽的规划。《重修蓟县志》将其收录其中，可见纂修人员对该问题的重视。 洪涝灾害是长期困扰蓟县的重要问题，蓟县俗语云：“一水一麦，大秋无望。”长期的河道淤积以及河床升高，一至雨季，河流决堤，往往对蓟县的民生业计造成巨大损害，如蓟县第七区，“河面超于该区地面约二尺有余，而密田寺沟及辉泉两河所泛滥之水亦两尺有余，闸口效用??失之，一至雨淋水涨，全区顿成湖泊，禾稼淹没痛苦殊深。”（《蓟县志卷一P79）为此《重修蓟县志》详细记录了蓟县第七区太河洼和第五区青甸洼的测量概要。通过实地的勘测，提出了蓟县河道改善计划和排淤工程，对新河道设计、工程步骤和工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