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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与秘密扇子》中反东方主义话语 　　摘 要：萨义德曾指出很多作家与学者使“东方被东方化了”，从而强化了西方人思想中的东方主义。华裔作家虽然努力重塑与展现古老东方的文化与民俗，但并非都能摆脱西方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步入了这个行列。而邝丽莎在其小说《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却突破了传统的东方主义思想，客观展现了19世纪中国女性的生活，表现了她们的坚强、友情以及呐喊。本文结合东方主义理论对书中涉及的女书、缠足等方面进行分析邝丽莎是如何超越东方主义，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架设一座平等的桥梁。 关键词：《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女书 缠足 东方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是东方学做过如下解释：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而就第三种含义而言，简言之，就是“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①而众多华裔文学在宣扬中国文化的同时，为了迎合西方主流文化观念，不自觉地引用了这一机制，他们在反对“东方主义”的同时恰恰建构了“新东方主义”，强化了西方人头脑中固有的呆板的东方他者形象，而“好奇、色情”②也就成了中国女性的代名词，自然“东方被东方化了”，①并“根据西方基督教的道德需要而被改编”。① 虽然就像萨义德所说，一位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①但邝丽莎，这位拥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华裔美国女作家，亲自深入中国，深入湖南江永，将鲜为人知的女书文化华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她的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一位美国人的身影。《雪花和秘密的扇子》诉说的不仅仅是一对老同的姐妹情深，更展现了中国女性的坚韧与呐喊。邝丽莎并没有像之前的华裔作家一样将中国文化与传统描绘得如此诡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而是更为客观真实地展现其美好的一面。 一 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的代序中，女书的定位是这样的：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纪事、自诉。在当地“一语二文”，即男人用男字（方块汉字），女人用女字。而且女书有其自身内在规律，非外界、男人规定、再造的。女书虽然是女性的，但是女书是自由、自在、天然的、公开的、阳光的，并非秘密文字、神秘文字。女书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在小说中，主人公百合在她七岁的时候第一次收到雪花的扇子，上面用女书写着：“悉问家有一女，性情温良，精通女学。你我有幸同年同日生。可否就此结为老同？”③随着百合的回信，两位女孩的命运就此结为一体，灵魂生生相伴。从此以后，女书成为百合和雪花交流的唯一工具，她们通过这样的“读纸唱扇”，诉说着出嫁前后的种种快乐、不安以及痛苦。由于女书文字的特殊，造成了这对老同多年后的一次误会，直至雪花弥留之际，百合方才醒悟。雪花走后，百合打开折扇，写上了自认为是绝笔的一段：“你总是那么了解我的心意，现在你已经在阳光的沐浴下乘着风飞上了云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同翱翔。”③她们之间的文字从不曾给旁人看过，更别提家中的男性，因为女书是只属于女人的，它安慰并鼓励着这对命运多舛的姐妹。况且老同之间的感情是不允许第三个人介入的。至此，女书见证了百合与雪花从儿时到阴阳两隔的所有悲欢离合，她们的友谊超过父母、夫妻之间的感情，至死不休。 如此这般，可以说女书文化不仅仅是有别于男权文化的字符，更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代表。它记录着女性的感情、生活，抒发着她们的悲伤与呐喊。用故事中提到的发明女书的姑娘雨秀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无形的抗争，我用男人无法认识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③季羡林先生曾说：“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流传千年的女书文化，真真“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东方特有的女权意识”。③这一点在之前的华裔文学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二 缠足的习俗在中国可谓是由来已久，有几千年的历史。当时，各阶层妇女都要缠足（除去靠体力活生活的妇女），经过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方才达到“三寸金莲”的要求，并且女人是靠着一副完美的小脚才能找到好的婆家。 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缠足。作者通过王媒婆的话将缠足的重要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能够拥有一双三寸金莲远远比一张漂亮脸蛋要重要得多。脸蛋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而一双娇小的脚更能提高你的地位。”③这样作者既没有多加自己的评论，也没有赋予主人公任何感情色彩，而是运用第三人称更为客观、公正地还原当时文化习俗的原貌。在描写缠足过程中，虽然百合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为了成为“一个女人、妻子和崇高的母亲”，③她不得不隐忍地练习走路，直至八个脚趾都断裂，并继续练习下去。母亲的一句话真正道出了缠足的真谛：“一个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