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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词论尊雅观中情志纠偏 　　摘要：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关键词：两宋；词论；尊雅观；情志说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11?05 宋代词论尊雅观是包括借诗而言词的词体雅化，即词体诗化理论和就词而言词的词体雅化（词体“本色论”）理论。诗化之雅论包括“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诗词同源”等等观点，本色之雅论则包括“别是一家”“骚雅”“清空”等观点。尊雅观在词体创作层面要求音协律合，字琢句炼，才高意新，创作者人品高洁；在词体风格论层面，以“雅”为审美要求，强调意高趣雅；在思想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释为辅。其中，在两宋词论尊雅观的创作层面中，“缘情”与“言志”问题是个备受关注而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笔者对两宋词论尊雅观的分析，发现“情志”是其核心矛盾，在“情”与“志”的矛盾冲突和渗透中，“情”不断被倡雅词论者引入新的因素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到了南宋，“情”与“志”终于达到了理论上的和谐。 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131） 这里帝命夔去“教胄子”，“诗言志”是从思想情感上影响和规范人，并进行伦理教化。《毛诗序》吸收先秦的诗乐理论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269）在“诗言志”的基础上，肯定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陆机的《文赋》正式标举“诗缘情”等等。概言之，“情”与“志”是两个含义各有侧重的概念，“情”一般指未经规范的个体情感，是自然性个体意识的体现。“志”主要指经过道德规范的主体情感，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意识的表现；“志”的内容往往与社会政治、功名抱负相关，而情多指儿女私情、个体闲情。情与志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而在词论尊雅观中，情志问题尤为突出，在北宋词论尊“雅”观中，倡雅词论者重在纠“情”之偏执即通过引入“情性”“情致”“气象”“气格”等来纠正唐五代以来的淫靡艳情。 一、北宋：重在纠“情”之偏 从中唐的刘禹锡提出以雅易俗的主张到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提倡“清雅”，皆孕育着文人对词的“雅化”要求。然而，这种雏形期的尊雅观却树立了词“缘情”的思想倾向。其中刘禹锡的《竹枝词序》提到：“虽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 焉。”[3]（56）实际是不满民间词的不谐音律，但赞同民间词的“含思宛转”与“淇澳之艳”，即是认同词的缠绵动人的情感。而《花间集序》所描绘的：“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4]（1）这些“诗客”们处于美酒佳人的温柔之地，所歌之词必然是以男女情事为主，从而奠定了词“缘情”的基调，而这一时期的“情”大多是男女之情。 宋初，由于受唐五代绮靡词风的影响，词体多描写艳情。“诗言志”“词缘情”“诗庄词媚”的观念深入时人心中，其创作中的情感表现为“情其性”即赤裸而无节制地表现艳情。而北宋尊雅词论者提倡闲雅、清淡的词风，一扫绮靡、浮艳的词体风气，其理论核心是旨在纠“情”之偏执。这一时期，诗化之雅论者与本色之雅论者纠淫靡之情的措施各异。 （一） 引“情性”、“志”“气”入词 北宋前期，词论者就抒情主体的情感而言，已经开始注重词作中主体情性的抒发，尤其是注重表现主体的人生感怀，虽然仍是私密化而非社会性的情感，但“情”之范围得到扩大，不再囿于男女艳情。“情”的层次得到提升，不再是由感官刺激而发的情爱感受而是阅历社会后的深层次人生感悟即是诗化之雅论者提倡的引“情性”入词。如陈世?《阳春集序》：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浸久，录而成编，观其思深辞丽，韵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噫，公以远图长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居鼎辅之任，磊磊乎才业何其壮也？及乎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情性，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于身，何其贤也[5]（188）。 序中虽指出冯延巳的词具有“俾歌者依丝竹而歌之”“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但亦注意到冯词“吟咏情性”且有“思深辞丽”的审美特点。“吟咏情性”一词是《毛诗序》对诗歌特征和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