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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早期语法学著作中词无定类 　　摘 要：词类问题是语法研究的热门，早期研究者所持有的词无定类的观点在结构主义时期曾受到了猛烈批判，但近些年来学界对词类的态度又呈现出反复。《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中的某些词类观点，与当代语言学的词类观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词类；词无定类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96-03 词类问题，概由汉语语法开山之作《文通》而起，历经多次争鸣而不休，这在语言学自称科学的背景下，未免有些吊诡。纵观其他完备科学，无一不以明晰分类为始；印欧诸语，纵有形态不甚发达者，品词划类亦未见其难也，独汉语遗患百年而未有定论。现今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虽多以“三结合”为正朔，当今语言学界却早已不是结构主义的天下。反观早年语法，常发词无定类之声，若拂去偏颇厚重的批判尘埃，辅以当代语言学的斜晖，焕枝发苞也未可知。本文以《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为例，在当代语言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早期语法学著作中的词无定类问题。 一、《马氏文通》 马氏在“例言”中自述：“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鉴于其研究对象为文言，马氏先定其单位之基为“字”，进而纳入“词、次”等范畴。就其内涵而言，马氏的“字类”即是今时之词类，“词”则表称语义结构，“次”约同于格，故后人多称马氏文法为“词类本位”。以下我们先展示马氏的分类结果，进而探讨其分类标准。 《文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字类系统，反映出汉语字类的某些特点。先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下又分五种：（1）名字（含公名、本名）；（2）代字（含指名、接读、询问、指示）；（3）动字（含内动、外动、受动、同动、助动、无属）；（4）静字（含象静――形容词、滋静――数词）；（5）状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下涉四种：（1）介字；（2）连字（含提起、承接、转捩、推拓）；（3）助字（含传信、传疑）；（4）叹字。 马氏不司形态，其标准主要是意义与位置。其称“中国文字无变也”，并“专论句读”，郭锡良据此认为马氏文法并不同于专司形态的彼时“葛郎玛”，有其独创性。郭氏结论可能有理，但论据并不可靠，一来以其彼时汉学家语法论著谈“格论”的风气，来映衬马氏未纳之独创，这本是消极证据不足立论，且《文通》中分明具有约同于“格”的范畴，即“次”；再者马氏于“例言”中直言“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吾国现代学科之创建，皆以西学东渐为始，开山必有所“借”，不过成色有别而已，《文通》亦在此列，实不应苛责太甚。 再看马氏的意义标准。历来多认定“《马氏文通》是我国著名的依据意义区分词类的主张者”。马氏也确出此言：“字各有义，而一字不止一义者，古人所谓望文生义者此也。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耳。”然而在面对“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的虚字时，马氏实际上是从语法功能角度考虑的，如“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凡虚字，以取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邵敬敏以此判断马氏给实字各类下定义时根据类别意义，但在实际运用时，往往也把语法功能作为划分字类的重要辅助标准，即：意义为主，功能（位置）为辅。 对于马氏意义标准和位置标准的先后，陈保亚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两重标准时，“实际上马氏选择了位置，因为意义在这个关键时候失去了可操作性”，并指出马氏的位置实为个别分布，“而汉语中很多词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马氏不得不用词类假借说来解释这个现象，最后就导致了词无定类”。这里颇有褒扬马氏为“前结构主义”风范的意味，我们认为陈书对马氏两重标准的优先判断可能不尽准确，其意义标准失效的“关键时刻”，无疑指涉虚词划类。意义标准对虚词划类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马氏没有在虚词划类时没有考虑意义，一个自洽系统的建立无疑是要追求标准统一的，马氏应是在划分虚词时首先采用了与实词一致的意义标准，是效果不好后再转向位置标准的。 马氏词类常遭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其“字类假借”和“字无定类”。从逻辑上说，“字无定类”是包含“字类假借”的。“字无定类”指字无固定不变的字类，有“一字数类”和“字类假借”两种表现形式。所谓“一字数类”，即“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字类假借”，则如“状字本无定也，往往假借他类字为状字者”，“更有以公名、本名、代字、动字、状字用如静字者。夫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之耳”。吕叔湘认为“字类假借”和“字无定类”间存在矛盾，马氏在讲字类假借时常常说某字本为何类，例如“勤、远二字本静字，而用如通名”，“它既然有其本为之类，还不就是字有定类吗？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