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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无能和不作为都归结于体制 　　摘要：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转型，是全世界的媒体人、文化人、技术人都在探索的前沿课题，是世界性新事物。相对而言，体制是社会中最不活跃最追求稳定的部分。而体制改革和创新又是关乎广电是否能够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发展、壮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媒体融合转型，需要改革体制，更需要媒体实践的开拓进取。 　　关键词：体制 改革 创新 　　当下一些单位、部门和个人把一切问题，只要不是正面的，都归结于体制问题。体制成了垃圾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广播电视业界也不例外，做不出好节目是体制问题，收入上不来也是体制问题，没有创新力还是体制问题……我们的管理体制的确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需要改革，不过最近听到一些媒体人的抱怨，推进媒体融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体制问题。笔者认为，此论段有失公允。那么如何作出公允的判断，需要正确认识媒体的现状，以及体制改革的作用和功能。 　　体制改革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我们必须看到，体制的变革其实就是政策、制度、法规等游戏规则的变革，这种变革直接的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或相关行业）的人力、财力、物力、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使用。它主要存在两大社会风险，一是一旦不成功，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能拖垮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二是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体制的变革是有巨大社会动荡风险的，只有凝聚出变革的共识才可以（能够）实施。 　　体制的变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被动变革，是由于该体制过于陈腐，积压的变革阻力太强。这种变革的社会成本极高，群龙无首下，往往伴随着长久的社会动荡和新的体制长久得不到树立的煎熬。另一种是主动变革，是由管理者主动推动的变革，这种变革属于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进行的社会改良。这种改良社会成本小，但它必须出现了问题才会形成变革的动因，因此这种变革永远是相对滞后的。但即使是主动变革也不可能彻底化解掉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甚至会新增社会风险因子。四百年前，中国的大明朝进行了一次体制的主动变革，在那次变革中，有一位“邮递所”的所长失业了，于是这位所长一怒之下不仅埋葬了大明朝，还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这个人叫李自成。 　　研发、创新领域的体制改革风险尤其大 　　在有可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体制的主动变革是可以果断加快的，过度的迟疑，不仅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资源的浪费，还会积蓄社会压力，导致破坏性的被动变革的发生。科研创新领域同样如此，特别是当下由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媒体融合将关系到人类生产力全新的划时代的升级，它将导致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等诸方面的全面变化，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全新世纪，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这时的体制改革力度只能是适度的、原则性的、方向性的引导，无法一步到位。 　　当今的世界，人们基本上在按照两大对立观点，即媒体的自由和媒体的控制，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双方都首先假定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批驳甚至是仇视对方，这种缺乏回旋余地的对立导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搞不好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这里笔者试着站在人性、人的本质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人的一生从头到尾从来不改变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吃进食物，经消化系统消化为生命提供能量，就像电脑插上电源。二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吃进”信息，经大脑分析计算后激发各个内分泌系统产生各种激素（荷尔蒙），使人类产生各种不同的情绪。然而，由于人类的信息感觉器官是千差万别的，有的耳聪有的目明，导致同一条信息，不同人感知到的量是不同的；由于每个人的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不同，有的聪慧有的迟钝，导致即使得到同样的信息，运算的速度和结果也往往不同；由于人们体内的各种腺体大小、对不同信息的敏感度、荷尔蒙分泌量等也是千差万别的，导致即使大脑发来同样的指令，不同人分泌的激素（人类能够分泌二三百种）是大不相同的。这就使得信息在经过人类的器官获取、大脑处理、荷尔蒙分泌，最终产生情绪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这也是人类除了体貌的千差万别，性格脾气也各有不同的原因。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导致人类成为一个集理性与非理性于一身的生命体。而且如果我们把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都视为非理性的话，那么人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处于反应适中的理性状态，这也是人们会经常拍拍脑袋觉得后悔的原因。只不过人类处于自我肯定的本能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愿意承认我们的非理性罢了。 　　传媒是生产、传播信息的，那么信息在人类感知体系里都起什么作用？人类的语言体系、文字体系、科学知识等信息是中性的，它们就是保证人类基本生存的软件，在它们以信息的形式装进人类大脑时，对人类的荷尔蒙分泌的影响不大，表现的是一种平和与理性。但是文化、艺术、思潮等，特别是具有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