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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终结论看表征对在场的替代 　　摘 要： 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到巴特、福柯、德里达所实践的后现代主义，作者终结论逐渐达到顶峰。这其中贯穿了理性到感性、他律到自律、立法者到阐释者的线索，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强烈意味。据此，搁置主体，放逐作者，让作品摆脱艺术家的钳制而独立，就成为一条有效的艺术救赎之路。 　　关键词： 作者终结 表征 在场 审美现代性 　　在西方，否定作者的声音已回响了半个多世纪。从俄国形式主义和坚持“意图谬误”说的新批评与到五六十年代以“语言说人”论为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再到七八十年代宣扬“文本性”的后结构主义无不认为作者是文学文本的累赘，应予以废弃。到巴特、福柯和德里达那里，作者终结论逐渐达到顶峰。巴特对“作者”概念的批驳，实际上是对“作者”观念背后的形而上学概念诸如上帝、创造者、主体性和中心论等的批判。因此，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人之死”与尼采的“上帝之死”从本质上紧密相关：“尼采重估整个西方价值文化系统，福柯解构西方哲学历史，而巴特则批判了西方文学传统，都体现了对传统权威的质疑和对多元精神的包容”①。这其中贯穿了理性到感性、他律到自律、立法者到阐释者的线索，体现了审美现代性中表征对在场的替代属性。 　　表征（representation，又作再现）是晚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和美学都极为关注的概念。关于表征存在诸多不同理解甚至不同译法（再现、表现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表征乃是形象的动态运作或生成。即英国学者霍尔所谓特定语境中的“表意实践”。在《何谓作者？》一文中，福柯明确指出任何人的言说和书写都无一例外地深受“话语形成”的规则支配，任何作者都不过是在履行某种“作者-功能”。这彰显了后现代方法论的重要特征――表征对在场的替代，“面对客观事物直接经验的在场强调的是面对客观事物的直接经验，它原本是表征（或表象）的依据。但在这一转化中，表征对在场的取代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在场……这一转换隔断了真理、知识与主体的种种非话语实践或与现实的物质实践关系，即话语割裂了观念与物质实践的关系”②。作者终结论就是这种转换的表现之一，即文学文本的生成不是取决于作者而是取决于文学形式、语言符号或话语文本。 　　一、从理性到感性 　　“作者之死”可以说是死于作者的辉煌。西方关于作者的观念是与其存在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上古、中古作者被视作是无边的自然力或宇宙精神的附庸，为神代言，没有??立的个人性。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取代神本思想而成为主导，个性化的作者被推上了文学王国的顶端，便赋予了作者以强烈的理性观念，即是启蒙现代性的表现。以普罗提诺为例，他认为艺术的本源非作者而是神，在艺术家创造了艺术品之前，就存在着艺术――先于人的经验的艺术，这艺术是彼岸世界的神创造的。艺术家不能创造艺术，他只能在神的美的理念的支配下创造出具体的艺术品。因此不是艺术家创造艺术，艺术是神的理念和形式流溢到艺术家心灵的结果，“当一个人观看具体的美时，不应使自己沉湎其中，他应该认识到，具体的美不过是一个形象、一个暗示和一片阴影，他应当超越它，飞升到美的本源那儿去”③。这种说法和柏拉图的所谓诗人“代神说话”，本质上是一样的。 　　罗兰?巴特最先从发生学层面关注作者身份的变迁。巴特认为，作者的权力实际上是很现代的东西，在法国直到大革命才得到认可，所以作者纯粹是一种现代观念，是我们的社会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的观点：“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④，是经由后人不断“发明”而生产出来的。无论是就“作者之死”，还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来看，“被发明的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就是根据当下的现实需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话语和程序，从而以感性来颠覆理性，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中发现关于审美的新意味。 　　强调一元化、中心化和标准化的启蒙现代性，已经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它充满绝对性地用理性（通常呈现为工具理性）来解决问题，导致了当代的非理性化倾向。对技术和物质的重视和对传统美学的排斥；推崇泛政治化与社会化的文化研究，以及文体学与叙事学等知识化倾向的研究，无不体现了当代生活中的感性需求充置与美学的缺失。消费主义潮流造成的快感代替美感现象，以及新媒体促成的图像新时代，引发了视觉文化研究，这无疑是回到感性趋向所带来的表征替代在场的表现。简单地说，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各种转向中，审美用它自身的感性对抗着理性的绝对命令，因而构成了美学的人类学意义。 　　二、从他律到自律 　　回到感性，意味着形式服从情感已经取代了形式服从功能。杜夫海纳的理论强调了感性的重要使命。杜夫海纳不仅重新定义了感性，而且认为审美对象就是感性的完善。如果说杜夫海纳的“艺术先于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