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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西去，遂溪的波斯金碗银钱 　　三国时期，南海的海上贸易重心从徐闻、合浦转移到广州。这种转移首先是受公元217年孙权把交州的州治从广信迁到番禺（广州）的影响，州治的迁移使这里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其次，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战乱不停，大量中原人南迁岭南，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海上贸易的需求；此外，南方政权和贵族对财富与异宝的追求，也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海上探索与海上贸易。 　　据《宋书?夷蛮传》载： 　　晋氏南移……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是“你来”大于“我往”。据魏晋南北朝诸史记载，经广州来朝贡的南海诸国有：林邑、扶南、占婆、盘盘、丹丹、狼牙修、?^婆、婆利、干?u利、诃罗单、婆皇、狮子国等；来朝贡的诸国次数为：三国吴国时1次，东晋时9次，宋时23次，梁时39次，陈时14次。其中扶南、占婆遣使来华的次数最多，在晋至南朝时期各遣使20多次。 　　此时，中国输出商品以丝或丝织物为主。这些商品先运到锡兰，然后再由波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地商人转运到波斯湾和红海。有考古实证证明，4世纪时，埃及有用中国丝织成的织物；5世纪时，埃及更多的是引进中国丝原料在当地再加工成丝织品。除丝货之外，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还有陶瓷等物。 　　而经南海进入中国的物品则千奇百怪。史载，狮子国自东晋义熙初年“始遣使献玉像”；宋元嘉七年（430）笈多王朝遣使自海路来到建康（南京）“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梁中大通二年（530），萨珊朝波斯“遣使献佛牙”……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宝物多散失于历史的硝烟之中，仅有极少数有幸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这一时期出土的海上丝绸之路宝物为1984年广东湛江遂溪县边湾村的重大考古发现――南朝时期的窖藏波斯金银器。这批波斯金银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热的升温，从2012年起参加了全国七省50家博物馆举办的“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联展”，在福建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以及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等地巡展，小小的遂溪县博物馆也因此出了大名。 　　2016年春，我慕名来到遂溪这个收藏有国家一级文物的小博物馆参观。这天恰逢休馆，但听说远道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同道中人，馆长陈成还是从家里专程赶到馆里接待了我和陪我来的深圳大学海洋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张岩鑫主任。陈成馆长是土生土长的遂溪人，他介绍这些宝物的时候真是用得上“如数家珍”这个词。 　　我问陈成馆长，出土这批波斯金银器的地点是县城东北的边湾村，这个小村现在也才有60多户人家，这里也不是港口，为什么会出土1000多年前来自波斯的金银器？陈成馆长指着墙上的遂溪县地图说：“这个地方现在看来，不临河也不靠海，当年，我通过田野调查和老人交谈，了解到边湾村古代的确是个靠着海的村子，村前的海河，也就是现在的西溪河直通石门海，近海的地方是一片肥沃滩涂，为方便船只上落，村民还在海河边建起小码头，每当海潮上涨时，船家就会从这里上岸下货，靠近码头的地方还形成过繁华集市。不过，随着自然环境变迁和20世纪60年代围海造田运动的推行，村民们将沿海滩涂填平，于是，边湾村就从一个靠海村落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据陈馆长介绍，1984年9月，一位叫邹银的村民准备建新房，在平整家里的土地时，在房基地里挖出了一个带盖的篦纹陶罐，内装有一批金银器。她的哥哥邹南将这一发现报告到县里，县里又报到省里。于是，来了很多人，不停地在这里挖掘，挖的范围越来越大，建房的工期不得不推迟两三个月。房屋建好后，仍有专家专程从外地来她家的房前屋后调查考证。为调查研究边湾村出土金银器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2010年秋，广东省考古所和遂溪县博物馆组队，对距离边湾村西北方向约3000米处的骑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经专家考证，骑岭遗址是一处俚人聚落遗址。由此可见，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在骑岭遗址、边湾村一带，俚人十分活跃，那时候他们就懂得利用地窖储蓄的方式，屯积粮食，收藏宝贝，也懂得利用当地资源制陶、使用陶器、外销陶器，有了对外经商贸易活动。 　　边湾村出土的这批金银器，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这是一个极为轻松的鉴定，因为器物上有铭文）是中国南朝时期西亚波斯萨珊王朝的舶来品，并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遂溪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些宝贝中最抢眼的是萨珊王朝鱼草纹镏金碗和十二瓣状银碗。金碗呈圆形，深弧腹，敛口，尖底，目前仍没有确定为何物，可能是碗，也可能是某种器物的上盖，只好简单地称其为“金碗”。其实，此物为铜质，内外镏金，表面通体錾刻花纹，从口沿至底尖分为忍冬纹、鱼、人首鸟身、飞凤、莲瓣纹等五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