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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尔与他的中国佛教造像收藏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掀起了前往遥远的东方探险的热潮，也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们与古董商们对中国古代文物与艺术品的极大兴趣。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无计其数的中国珍贵文物外流。佛利尔（图一）的收藏和他的美术馆便是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佛利??与他的中国艺术收藏[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来自著名东方艺术收藏家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的捐赠（图二）。1856年2月25日，佛利尔出生于纽约州的肯斯顿（Kingston）。他的祖先是法兰西胡格诺教徒（Huguenots），因17世纪的宗教迫害而逃离法国。佛利尔的小学与初中是在公共学校学习的。14岁时，他进入了邻居开办的水泥厂工作。16岁时，他成为了位于肯斯顿的John C. Brodhead总店的一名店员。在同一座办公楼里，有纽约肯斯顿与锡拉库扎（New York， Kingston Syracuse）铁路的办公室，Col. Frank J. Hecker是该铁路的主管。Hecker被年轻的佛利尔的工作能力所吸引，并在1873年将佛利尔雇入了自己的公司。佛利尔从此开始了自己真正的铁路工作生涯。几年的铁路工作之后，佛利尔跟随Hecker来到底特律，参与了制造火车的半岛火车工厂组织并成为财务助理。1880-1900年间，佛利尔致力于这个火车制造公司的工作，1900年退休，时年44岁。在其后的19年里，佛利尔以极大的兴趣专心致力于他的艺术品收藏及研究。 　　在1880年代初期，佛利尔开始了他的艺术品收藏。1888年，他开始将自己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艺术，并进而转向了中国古典艺术。佛利尔于1895、1907、1909、1910-1911年共四次访问东亚国家。在这些旅行与访问之中，佛利尔对一些公共与私人艺术品收藏进行了研究，与当地学者、收藏家们探讨有关问题，同时购买他感兴趣的艺术品以丰富其收藏。佛利尔的日记与信件展现了他从这些访问中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对自己学识的评价。 　　佛利尔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895年，当时他39岁。实际上，他的首次中国行是前往日本途中在香港三天与上海一周的停留，却对这个他仅投以短短一瞥的国家极为欣赏，并从此开始构筑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 　　1907年，当佛利尔在12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已是闻名遐迩。与前次相同，这次的中国行也很短暂。他抵达香港时，正值星期日复活节的3月31日。在那里，他购买了一些中国陶瓷器，然后于4月2日前往广东去买更多的艺术品。与香港的西方风格浓郁形成鲜明对比，被古城墙围绕着的广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再次返回香港，又买了一些陶器与青铜器，再前往上海。在上海逗留的三天时间里，他集中精力购买了一些文物，然后乘船前往日本。 　　两年以后的1909年，佛利尔再次来到香港。他住在德国驻港总领事位于山间的别墅里，可以远眺欣赏香港湾的美景。德国总领事也十分喜爱中国古代艺术，给佛利尔介绍认识了许多来自广东与香港的古玩专家、收藏家与古董商人。两人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之后，佛利尔前往上海，短期停留后前往山东青岛，那里是德国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接着经由天律前往北京。在天津访问期间，他参观了满洲贵族、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端方（1861-1911）的私人收藏。在佛利尔的眼里，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私人收藏，而端方也是他遇到过的最热情与最有才情的收藏家。 　　在北京，佛利尔参观了几个最为著名的历史建筑，包括天坛、先农坛、鼓楼等。为了方便处理自己的生意，他在北京内城租了几间房子。喧闹的北京内城极大地吸引着他，他认为堪比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埃及的开罗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北京城外的旅行中，他参观了颐和园、长城、明十三陵。在四个半星期的北京之行里，佛利尔积累了一批收藏，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与绘画。在离开北京之前，他把购买的所有中国艺术品打包装了八个货运箱，运往位于底特律的家中。他极为自豪地写道，这些购买使他的中国藏品水平超越了他的日本与波斯藏品。首次中国首都之行的成功促使他于第二年再次访问北京。 　　佛利尔最得意的中国之行是 1910-1911年的最后一次访问。在这次旅行期间，佛利尔的日记与通信里充满了古董商与收藏家以及当时著名的古董鉴赏家的名字，如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等。在此期间，他整日忙于工作与学习研究。1910年9月11日，佛利尔从日本长崎市抵达上海，当天就前往一些地点参观中国陶瓷器与绘画作品。三天后，他乘船前往青岛，并在同月21日之前抵达北京。他参加了正在北京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