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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会问题发展和改进 　　印度社会世俗化的浪潮正冲击着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不可接触者在世俗化的进程中需要主动利用民主权力，运用各种方法，力图在发展的过程中促使自己社会地位的实现。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人权”的概念，认为“帝国的基石则是人权” ，“帝国也不能做任何违反人权的事”。离开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 古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亚洲人口和国土面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国。现如今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个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种族等级制度问题颇为严重，成了使印度遭受颇多批评的人权问题之一。 在1993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之后的5年，印度政府在提交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五年评估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侵犯人权的现象。最需要的是从社会内部找到方法，来持久性地解决人权问题。政府认为发展和教育等更富建设性的举措，对解决人权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作用。还提出，只有充分认识到所有人权的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关联性，才能找到解决人权问题的有效办法。面对国内对种姓存在的歧视和压迫及其没有人权的情况，印度从政府各方面来改善和保障其人权状况。 种姓制度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又称瓦尔纳制度。它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力、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业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在这四个等级之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即不可接触者（也称“达利特”或“表列种姓”），实际上也是第五个等级。他们多由罪犯、战俘或是跨种姓婚姻者及其后裔组成。由于“贱民”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因此四个瓦尔纳等级的人严禁触碰到其他贱民的身体，贱民走过的足迹都要清理抚平，甚至连影子都不可以交叠，以免玷污他人。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印度社会所谓的种姓问题，主要表现在种姓教徒与贱民之间。可以说是印度社会的“种族隔离问题”和特殊的“人权问题”。 废除不可接触制 印度在1950年颁布的宪法，是人民为改善贱民阶层做出的重要努力。它为保证贱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反剥削权、文化教育权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印度宪法平等权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底层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其中第1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点或其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第二款规定：“不得仅仅由于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点等理由，而使任何公民在下述方面丧失资格、承担责任，遭受限制或接受附加条件：（1）商店、公共饭店、旅社及娱乐场所之出入； （2）全部或部分由国库维持，或供大众使用之井泉、水池、浴场、道路及公共场所之使用。”第四款规定：“本条与第29条第二款（由国家维持或接受国库津贴的教育机构，不得根据宗教、种族、种姓、语言等理由拒绝任何公民入学。）之规定，不妨碍议会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落后的任何阶层的公民，以及表列种姓的进步制定特别条款。”宪法第16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国家和政府公职的聘用或任命方面不得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家世、出生地点、住所等理由排斥或歧视任何公民。”第四款同时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议会做出规定为某些落后的公民阶层保留若干公职位置，如果国家认为他们在国家公务部门中未得到适当代表的话。”宪法第17条规定：废除“贱民制”，并禁止以任何形式实行“贱民制”，“凭借贱民制而剥夺他人权利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惩处。” 印度宪法还在第23条制定了反剥削权：禁止人口买卖和强迫劳动。23条第一款规定：“人口买卖、佃农为地主无偿劳役制及其他方式之强迫劳役，皆予以禁止；凡与本条款抵触之行为，为罪行，应依法处罚。”第二款规定：“不妨碍国家为公共目的而规定强制性义务劳动和服务；国家做出此类规定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阶级或其中任何一项理由而有所歧视。” 为了进一步禁止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印度政府于1955年又颁布《不可接触制犯罪法》，规定：不允许前贱民进入寺庙，不允许他们到圣河沐浴，不允许他们进入商店、河流、墓地等公共场所，阻止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不允许他们佩戴首饰和衣着华丽的衣服，不允许他们进入医院，不允许他们买东西等项行为都触犯法律，都将受到惩罚。运用罢工手段反对不可接触者和开除不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