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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写作素材 蔡元培 章运整理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民主、宽容、理性、学术自由等） 傅斯年 微雨燕双飞整理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叱咤风云，创办《新潮》杂志，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此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等学科在傅斯?年五十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坚持反对任用过去曾在汪精卫政权担任教授的人。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国民政府迁台后，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钱，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他是敢在蒋中正面前很从容地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胡适是蒋的“诤友”。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