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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文化制度解读和现实意义【内容提要】 孝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它既是为人处事的方式，也是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察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正式制度。它在历史上为维护政府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在我国面临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背景下，深入思考孝廉文化制度产生和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挖掘其社会现实从优价值，对于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建，乃至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阐述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树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孝廉文化 制度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8-0045-03 一、孝廉文化的制度解读 1. 孝廉制度何以产生？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如何避免秦政覆辙，善治天下就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也能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谋士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的原因，以资借鉴，并最终接受陆贾建议，以儒家思想为主，道家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政策，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并且下求贤诏，要求地方官员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孝廉方正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汉文帝刘恒也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政治基础。 对于如何选拔治理国家的各级官员，董仲舒认为：在武帝之前，新任基层官员多由高官子弟世袭充任，“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而这些高官子弟未必贤良。所以，他提出让诸侯、郡守等两千石以上的高官推荐贤良者做官，而推荐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地区大家都公认的孝子和廉吏。汉代一百多个郡，每年都有二百多名孝廉被推举给朝廷，并进入当时的太学读书学习，随后在皇帝身边经过几年的锻炼，再分配到各地为官。这一制度，由最初的分区察举，逐渐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按比例分配，以保证官员在地区分配上的公平性，最后又演化为由郡国察举后，中央再加上一层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演化为九品中正制，进而在隋唐时期演化为科举制，成为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选拔评聘官员的基本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建立起来的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公开和透明，它不是贵族政府，因为郎官之中贵族子弟确为少数，它也不是军人政府，因为郎官并非军人出身，它也非资本主义的政府，因为郎官也并非商人资本家有钱人的子弟。这样的政府，钱穆将之界定为读书人的政府，或士人政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任宰辅以及其他各级官员，几乎全是读书人，并不是由其血统或者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而是通过推举或考试这样的层层选拔而入仕。这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并非如同西方那样的全民民主投票选举，或恩赐制，或政党分肥制，而是一种同样公开透明的程序，可谓之为“中国式的民主”。我国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可以从这些制度中找到依据。 2. 孝廉文化何以成为制度？ 任何一种能够真正长期发挥作用的正式制度一定有其文化根基，也就是符合普通大众的生活习惯，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才能够降低这一制度的交易成本和执行成本，这一制度才能够长期维系。汉朝乃至我国历朝历代之所以选择以孝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生产必然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由于生产技术的低下，以家庭为单位增加劳动人口、维持家庭和谐就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和政府与家庭密不可分，国家、家国，国就是家的扩大和延伸，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家，对家长的孝和对君主的忠就完美地结合为一体，而在这两者实在发生矛盾时，即忠孝不能两全时，为国家和君主牺牲而不能为父母尽孝时，舍小家而顾大家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而国家也不会对个人的这种牺牲置之不理，政府的褒奖、乡绅的资助、邻里的羡慕都成为一种强大的制度支撑，维系着孝文化的延续。因此，这种孝文化和儒家文化本身极度适合农业文明，再加上政府在文化上的宣扬和在政治上的确立，就成为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文明，支撑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 道家、法家、墨家为什么只能成为一种匹配性文化而无法如儒家文化那样成为主干文化？原因在于这些文化均无法从整体上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秦始皇依靠法家思想统一六国，但法家思想只适合于短期、局部、社会处于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