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世界女性化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docVIP

男性世界女性化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 　　摘 要：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也是女性化的上海城市的代表。在女性世界背后，作者还描写了上海男性的形象，其女性化的特质反映了作者对上海的认识，也造成了女性世界的悲剧。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上海男人 女性化 作为中国最繁华、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上海已经成为众多作家笔下人物活动的重要舞台。但是，由于不同的作家对上海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们通过作品和人物眼中看到的上海，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王安忆作为在上海弄堂中长大、后来又被迫离开上海十年之久的女子，对于上海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情结。她以一位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持久观察、感受着上海。1995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长恨歌》，在女主角王琦瑶四十年情爱故事的背后，为读者描述了别具一种“风味”的上海。 一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与茅盾和张爱玲相比，是有着不同味道的。《子夜》主要叙述了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一群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在公债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的故事，并由此展现了围绕在吴荪甫周围各个阶层、各类人物的生活及心态。虽然其中也有几个交际花和一些富商太太、小姐穿插其间，但我们仍然感觉，这个城市是为男人而存在的。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则展现了特定年代乱世中十里洋场的浮华与凄凉。王安忆《长恨歌》则不然。首先，作者有意识地弱化社会大背景，将眼光投注于风云变幻背后上海弄堂普通庸常的生活状态。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1]比之茅盾，王安忆的关注对象不同（普通市民）；比之张爱玲，王安忆的关注角度不同（日常生活）。其次，王安忆完全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和诠释上海。在王安忆看来，上海本身就像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女性。“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新的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味浓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话的。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2] 在王安忆眼中，最能代表“风情万种”的上海滩的，则是上海的女性。“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也有英雄，她们才是。”[3] 《长恨歌》中，这“上海英雄”的代表，就是一个叫王琦瑶的弄堂女孩。作品写王琦瑶从十六七岁到最终死于非命四十多年间的情爱起伏，也正是展现了大上海这女性化的城市精致优雅、乃至柔弱伤感的一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4]因此，在《长恨歌》中，主人公是一体两面的存在：王琦瑶（显性）――上海（隐形）。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的王琦瑶构成的。王琦瑶追求时尚，都市也追求时尚；王琦瑶是优雅而伤感的，都市也同样精致感伤；王琦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私，而都市的各个角落里也亦然……因此，我们解读了一个王琦瑶，就解读了一群“王琦瑶们”，也就解读了上海滩。 二 在女性的“王琦瑶们”和女性化的上海滩背后，还出现的几个男性形象。这几个男人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笔者以为，对这几个男性形象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王安忆对城市、以及城市中男人与女人的复杂观感。 《长恨歌》中王琦瑶等女性背后的男人，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男人，是围绕在王琦瑶的裙边打转的男人，如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老克腊、长脚等人。这类男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远离现实生活中的男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厌倦者、失败者、逃避者，进而来到女性世界寻求慰藉。简言之，这类男人被作者女性化了。他们围绕着王琦瑶，好像构成了一个与外界没有关系的真空世界：没玩没了的派对，黄昏时的“围炉夜话”，漫无目的的聊天、吃饭、搓麻将，欣赏街头风景，闲聊里弄传闻……程先生是王琦瑶身边的男人中最痴情的一个，为了她终生未娶，可谓用情之专。他外表看起来摩登，骨子里却是古典而浪漫的。对王琦瑶独具味道的美，程先生可谓一见钟情。“导演要的是性格，程先生只要美。在程先生眼里，王琦瑶几乎无可挑剔，是个标准美人，每个角度都有每个角度的美。”[5]但痴情仅止于内心，他连向王琦瑶提出约会的勇气都没有，软弱和优柔寡断最终造成了他、王琦瑶和蒋丽莉三个人的悲剧。康明逊则是生活在夹缝中的男人，他是二房所生的孩子，却是家族中唯一的男性，从出生就注定在大房和二房中来回周旋，首鼠两端。特殊的家庭、尴尬的身份注定了他的懦弱、无奈、无所事事，只能在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