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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影像对中国摄影的深远影响
本文所述的红色影像,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对新中国的摄影理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影像体系。红色影像之所以成为体系,是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队伍成规模、有建制、管理有序,并且形成特有的拍摄风格。中国红色影像的迅速成型并迅猛发展,主要始自1937年,沙飞是中国红色影像的重要开拓者。
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便有人开始用摄影记录历史,但仅处于零星的、个体的拍摄状态。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色影像也在这一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得到迅猛发展。1937年8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向公众宣示自己的摄影武器论思想,呼吁摄影人应以相机为武器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之中,随即起身前往华北抗战第一线,履行诺言。在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环境中,沙飞及其亲手创立的摄影团队,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形成一支庞大、体制健全的组织体系,并且形成与几乎同时起步的西方同行截然不同的拍摄风格。新中国成立,沙飞辞世,这一组织体系在沙飞的重要助手石少华的统领下继续发展,红色影像体系也在严密的组织基础上得到完整传承。
尽管21世纪的青年一代绝少约束,尤其西方摄影理念的强势引进,中国的摄影在新世纪体现出多彩的风姿。但数千年文化积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哲学理念并没有消失,特别是红色影像体系长达70余年的深远影响,使中国的摄影仍然体现出独到的风格、特点和个性特征。因此,了解沙飞、《晋察冀画报》及其摄影团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是探索中国摄影发展脉络和宏观前景的重要切入点。
一、沙飞及其摄影团队的组建与发展
沙飞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望族司徒家族后人。沙飞早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报务员,后在汕头电台工作。1933年与同在电台工作的王辉结婚,始习摄影。1936年,沙飞受西方画报有关奥匈帝国菲迪南大公被刺事件摄影报道的影响,立志以新闻报道摄影为业。时日寇觊觎中国,沙飞志以摄影为武器,唤醒国人,起来反抗侵略者。初在汕头街头拍摄,1936年完成《南澳岛》纪实摄影专题。不久前往上海,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一次参加青年版画家木刻展,邂逅左翼文化先驱鲁迅,不失时机地拍下鲁迅与青年版画家在一起的珍贵镜头。11天后鲁迅逝世,沙飞拍摄了鲁迅葬礼的新闻图片,在各地报刊发表,名声大振。沙飞的成名为他以后在解放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飞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摄影展,影响进一步扩大,结交了不少文化名流。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8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摄影与救亡》,他说:“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沙飞8月底到达太原,很快加入全民通讯社,直接奔赴前线。不久太原失守,沙飞前往五台山参加八路军,出任八路军首位专职摄影记者。
沙飞在参加抗战前已经对艺术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以及新闻报道摄影进行了广泛的尝试,并取得骄人成绩。到达前线后,沙飞结合战事需要及边区环境,从多个方面进行摄影的探索。仅从1937年10月到达晋察冀并展开工作,至1939年1月在河北平山县蛟潭庄大庙前举办第一次大型摄影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沙飞在晋察冀广阔的抗日前线,拍摄了上千幅摄影作品,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出自这一时期。1939年2月,在举办图片展览良好效果的激励下,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全力支持,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正式成立。这个科的成立在中国摄影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意味着中国的摄影从个体的实践,进入到有组织、成建制、全方位发展的全新阶段。这些摄影组织(摄影科、股、组)几乎全部在军队中展开,这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大环境使然。晋察冀军区的摄影组织无论从机构的完整、领导体系的健全、指导思想的明确、工作领域的广泛分布,在当时的军内外都无出其右。后文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对后世的影响强劲而深远。
沙飞于1939年“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一文提出:
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我们为了要增强抗战的力量,为了要使这种有力的宣传工具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把我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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