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乙导演谈影片《五朵金花》创作.docVIP

王家乙导演谈影片《五朵金花》创作 　　1961年8月1日，长影电影剧本业余作者讲习班(第二届)邀请影片《五朵金花》的导演王家乙在吉林省宾馆会议室谈他在影片拍摄前后的创作体会。 　　王家乙，1919年出生于南京。1935年曾在上海震旦大学医学系学习，因爱好文艺，课余常参加演出活动。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家乙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八队，1938年转到抗敌演剧二队，1940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演出话剧《带枪的人》及歌剧《白毛女》等。 　　抗战胜利后，随延安东北干部团八中队(后改东北文工一团)到东北。1948年随东北文工一团集体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反映新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第一部影片《桥》中饰演老工人老梁。此后转任电影导演，先后执导拍援影片《高歇猛进》(1950)、《风筝》(中法合拍，1956)、《蝴蝶杯》(1957)、《金玉姬》(1959)等。1959年拍摄的《五朵金花》在10周年国庆献礼影片中大放异彩，博得中外观众的好评。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获得最佳导演奖，女主角杨丽坤获最佳女演员奖。他于1961年后导演的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景颇姑娘》均系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文革”后，王家乙拍摄了影片《豹子湾战斗》《小字辈》《相约在凤尾竹下》等。其中《小字辈》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79年出任长影副厂长。1988年秋在参加全国文代会期间病逝于北京。 　　(刘　灵　记录整理) 　　 　　来自全国的业余电影剧作者同志们，欢迎各位到长影来共同研讨有关创作的问题。同志们是写电影剧本的，从某种意义来讲，导演和编剧还处于对立面――由于编剧和导演的生活经历不同，思想见解不同，创作方式不同，常常会产生一些矛盾，甚至会有争论，这都属于正常现象。经过对剧本的讨论和修改，编导会统一认识，达成共识，从而大大提高剧本与影片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这是互相促进与提高的过程，是好事。拍电影必须有一个好的电影剧本作基础，好剧本是产生好电影的前提。 　　我在电影拍摄实践里摸索了一些经验，有些体会，但还没有认真总结成理论上的东西，有的看法或说法可能是错的，但即使这样也愿意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导演是如何工作的。供大家在写作中参考，目的是希望今后我们的影片会拍得更好。 　　电影导演拿到剧本之后是怎么工作的呢?导演希望剧本怎么样呢?对于电影剧本的取舍是根据什么呢?我想结合影片《五朵金花》来谈谈我个人的做法和想法。 　　做一个电影导演任务很多。首要任务是如何抓住剧本的主题、突显主题思想和意义，力求通过艺术形象和典型环境，尽可能完善地、形象地体现作家对生活的看法，让广大观众理解并受益，所以导演要明确作家通过他的文字作品想说什么，达到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国，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除了娱乐性之外，都包含一定的思想意义，要通过作品启发人民、教育人民。而导演同样会考虑影片的主题体现与社会影响，这必须要认真对待。 　　导演接到电影剧本，从文学到银幕形象，不是机械地加工，其中有个再创造的问题。这个再创造的过程，导演将尽力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发挥出来，既要体现作家的意图，也要更深刻、更鲜明、更强烈地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作者不要怕导演对剧本提要求。在和作者的交流中，导演可能会左问右问，刨根问底地提问题，希望作者能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给予大力配合。 　　下面具体谈谈影片《五朵金花》剧本创作、导演处理和拍摄过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1959年，是我国国庆IO周年，10年大庆，文艺界争相创作“献礼作品”。当时，向上级领导汇报的主题计划，电影界更多重视重大历史题材，偏重反映革命斗争历史。中央有关领导认为：这个偏重方面可以成立，但是电影面对国内观众的同时，也应面对国外观众。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电影，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因而应增加一些轻松愉快、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题材，扩大影片发行面，争取把影片放映到国外市场去。1959年5月我到北京接受了拍摄一部轻松愉快影片的任务，当时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对我讲：“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轻松愉快，表现祖国的山河美、人情美，主题意义就是社会主义好。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影片中不要搞政治口号。” 　　接受任务后，我提出到云南去邀请季康、公浦二位熟悉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写电影剧本。到了云南，我和他们共同投入到剧本创作中。作者的生活底子厚，很快就确定写一段边疆少数民族的爱情喜剧，并集中到人民公社拼命搞建设的模范“金花”身上。一开始我们写了12朵“金花”，后来又压缩到7朵、5朵“金花”，可谓编得天花乱坠。 　　由于要在1959年9月完成影片送审，任务紧急，我安排好摄录美音各个部门的人员后就开拍了。这样匆促上马，导演的日子可不好过。那时候成立摄制组，主创人员接到电影剧本之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