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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崛起过程中经济外交及其启示 　　[关键词] 大国崛起；贸易外交；经济权力；经济外交；金融外交 　　[摘 要] 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崛起，美国逐渐以贸易、金融等经济工具或手段扩大在拉美地区、太平洋地区、乃至欧洲的影响.与欧洲大国进行经济与战略竞争。崛起过程中美国经济外交表明，贸易外交主要体现为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以及多边关税联盟倡议；金融外交主要体现为金本位的扩展及其美元的国际化、美元贷款及其金融咨询、多边货币联盟倡议。由此，中国应该注重与时俱进地提出多边贸易与金融安排的倡议，推进贸易、投资与金融外交，提升贸易者、银行家及其外交官的教育、培训与训练，在亚洲地区及其他地区战略性地运用经济权力。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68-07 　　国家如何将经济权力或物质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安全利益等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与新型对外关系建设的重大命题之一。由于中国经济崛起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经济资源与市场手段，那么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以非对抗性、互惠互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外交必将是中国新型对外关系建设、亚洲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5年至1945年期间的美国崛起过程或许是中国和平发展可借鉴的案例，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正如布赞（Barry Buzan）等所探讨的，研究者需要比较当今中国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而不仅仅是当今美国。中美两国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是，在地理、人口与经济方面中美在国际体系中都是相对强大的行为体。最有意思的是，中美两国“都维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关注自身经济发展，然而政治超脱、自我防御，而且不愿参与全球均势”。因而经济崛起阶段美国经济外交战略与政策更具参照与借鉴意义，那么中国学者需要阐明美国市场力量及其经济外交的安全意外战略调整研究”（项目号：12CGJ 002）的阶段性成果。感义与战略影响，充分探究经济外交如何使和平发展成为可能的议题。 　　尽管国内学者也注意到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及其借鉴意义，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崛起过程中美国如何借助经济工具或手段推进自身政治、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美国学者扎卡利亚曾经指出，“为了获得海外利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指引两个领域――通常是无意识地……贸易和金融。”为此，笔者侧重考察崛起过程中美国贸易与金融领域的经济外交，对于理解美国经济权力使用的目标、手段与战略，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经济外交重大战略思想与理论内涵，从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对外关系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美国贸易外交的兴起与沉寂 　　1865年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步人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阶段，到19世纪90年代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欧洲过于注重战争与和平而不太关注商业。因而美国试图摆脱欧洲以权力政治为主的旧外交，实施以商业关系为主的新外交，开启了外交变革、对外政策新范式。由此，美国积极借助其经济权力，开展以互惠贸易协定为主的贸易外交将美国的影响与声望扩展到加勒比与中美洲地区、乃至远东等地区。 　　（一）泛美关税联盟倡议 　　19世纪期间，美国贸易扩张论者以各种方式力推互惠协定，但是1898年之前仅两项措施持续了数年，即实施10年之久的1854年与加拿大签署的条约、1875年与夏威夷签署的条约。切斯特?阿瑟总统（1881 1885年）、国务卿弗里林海森（Frederick T.Frelinghuysen）试图扩展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与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国家谈判互惠贸易条约，但是美国国会予以否决了。1883年美国与墨西哥曾经达成互惠条约，而且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但是美国参议院并未批准必要的实施立法。当1885年克利夫兰执政时，这项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尽管如此，美国仍广泛地讨论泛美关税联盟问题。到19世纪80年代末泛美主义者寻求由所有拉美共和国所组成的非正式政治联盟与商业联盟，试图将门罗主义付诸实施。1881年3月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试图使美国摆脱欧洲旧世界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12月初提出了类似于泛美和平会议的观点。尽管1884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他特别强调关税保护，谴责克利夫兰总统关税改革计划，不再提及互惠问题，但是仍向贸易扩张论者建议一项有关西半球关税联盟的草拟计划，即所有参与国采用统一关税。 　　在1889 1890年泛美会议时，布莱恩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政治与经济联合，如关税联盟、白银的共同铸造、国际银行、西半球铁路规划、国际争端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