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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错误(下) ――从比较法的角度 张炳生 　　三、错误的后果 　　如果按照纯粹的意思主义的合同理论，处理合同错误的方法是简单的，即宣告合同无效或允许当事人撤销合同。因为合同的成立以合意为前提，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才会有合同的存在。在发生错误的情况下，不管是大陆法上所谓的内容错误还是表达错误，抑或英美法上的共同错误还是单方错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指向是南辕北辙的，或者至少是无法重合或对接的，因此发生错误的合同，根本就没有当事人的合意存在，合同无效或允许撤销便是最自然的归宿。但这种思维是简单的，作为解决错误合同的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缺陷，即没有充分考虑到相对方的利益，进一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导致了交易的极不安全并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所以作为对意思主义合同理论的修正的表示主义也同时在发出自己的强烈声音：一个公开表达其意见的人必须承担他对环境错误估计的风险。 　　在欧洲大陆上意思主义的观点曾经是大行其道的，无论是法国民法还德国民法，而且理论的研究发展了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的一般原则，即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可以由于错误以及欺诈或胁迫而不生效力，也就是说意思表示有瑕疵即不能成为有效合同，这种思想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落实，该法明确宣称“如果是由于失误表示同意或因受到暴力或欺诈被迫同意，都是无效的” [41]。但是在英美普通法上则不同。直到19世纪，合同可以因错误而撤销的观念几乎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尽管现在普通法上也允许对基于是另一方的误述或虚假陈述的合理信赖而作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主张撤销，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在强调错误，而是关于诚信的规则。大陆法与英美法的不同性格源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环境，用最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因为“大陆法是农民的法律，而英美法则是商人的法律” [42]。当然如果细究起来，还可以发现其他制度上的原因，譬如，在大陆法对以错误为由主张撤销表示显得相对宽松还在于可以通过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保障第三人的利益，以及通过信赖利益赔偿制度补偿相对方的损失，而在英美普通法上，因缺乏这些配套的制度而使得维护意思表示的效力就成为必须的选择。 　　然而，交易的无国界发展使得调整交易的规则必然地发生相互借鉴与吸收，大陆法和英美法上对待合同错误的规则和理论是追随市场的脚步而不断演进的，时至今日，已经可以怎样说：如果“当事人缔约时承诺和期待的后果，并未如其所愿地出现，如果这样的话，他能否主张是基于错误而订立的合同，因而不应受合同的约束?一般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43]。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在规制因错误而订立的合同的后果时，并非只有一种价值的考量，更非首先应当照顾错误方的利益。交易的安全与效率，相对方基于信赖而合理的成本支出与利益期待，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价值或原则都是更需要优先得到满足与实现的。毕竟交易本身是一种盈亏不定的东西，合同本质上也是一种冒险行为。已经错误地表示了缔约意思的人是最应当对自己的疏忽、无知或轻率行为承担不利后果的。因此，对基于错误的合同进行救济，是多重价值权衡之下的结果，是各种规则综合运用的产物。因错误而使合同归于无效或者允许撤销，只是在具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的例外救助，而不是动辄适用的普遍规则。 　　(一)不能因错误而撤销合同的情形 　　1.单方错误 　　作为各国统一的原则，单方错误不影响合同效力。即当事人的错误是单方面的，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依合理情形也不应当知道表意人发生了表示错误，则错误方事后不得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其理论依据是，在发生单方错误时，双方虽然没有真正的合意，但是“真正的‘意思一致’并不是必须的。问题的关键是，从了解当时情况的第三方客观的角度来看，经正确解释的允诺之间是否一致：问题不是双方当事人想什么，而是理智的第三方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推知什么” [44]。实际上相对方或第三人需要理解的是合同的含义，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相对方基于正当的信赖而产生的合理期待应受到保护，或者说，错误方因自己的过失带来的不利益不应转嫁给相对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国在这方面似乎是独行侠。按《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的规定，因错误而撤销表示的条件只是“对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错误”，或根本不要进行该内容表示的人“在可以认为其知悉情事并理智评价情况即不进行此表示时”，便可主张撤销，所以法院在作出允许错误的合同时，无需考查相对方是否对错误方的意思表示发生信赖;如果有的话，也无需考查发生这种信赖的理由是否充分以及错误方是否有“不可原谅”的疏忽，等等。原因在于，如上文所述，德国法根本上就没有区分共同错误与单方错误，无论单方错误还是共同错误，只要符合第119条第1款的条件，撤销合同是没有其他限制的 [45]。 　　原则上讲，单方错误的情况下合同依然有效，但是它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