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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是检验创新与经典的标准 　　每年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举办的“上海之春音乐节”的重要主旨之一，是力推新作品，首演新作品，但对上演什么样的新作品，历来理解不一。难点在于评判标准――没有演过，如何知道好坏？于是只要是新写的，就一呼隆上演，效果可想而知，某种程度也败坏了音乐节的声誉。现在的“上海之春”，经过总结和反思，明显成熟理性了许多，今年的开幕音乐会“中国故事――敦煌”，以我国著名作曲家叶小纲的专场作品上演，由上交音乐总监余隆和驻团指挥张洁敏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曲目中除了交响组曲《敦煌》（序：乐舞）是此次音乐节委约首演外，其他四部作品：《峨眉》（为小提琴、打击乐与乐队而作）、《悲欣之歌》（为低男中音与乐队而作）、《星光》（为钢琴、合唱与乐队而作）、《喜马拉雅之光》（为男高音、男童高音、古筝、合唱与乐队而作），都是近年在北京等地上演过并获得好评的作品，当然，所有这些作品，在上海几乎都是首演，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因此演出效果明显得到保证。那天开幕音乐会的现场气氛和观众的热情，可以说是近年来上海之春最为火爆的场面，演出前上交音乐厅甚至还增设了加座。 　　《峨眉》以小提琴（独奏小提琴黄蒙拉）与打击乐（打击乐胡胜男）二重协奏曲的形式，对峨眉山清秀娟丽的自然风光、深厚蕴藏的人文情怀进行描绘和讴歌，小提琴的“静”与打击乐的“动”，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舞台上出现的大量的我们平时较少见到的民族乐器，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立体感和奇妙幻想的意境。 　　声乐套曲《悲欣之歌》，由四首歌曲组成，歌词全部选自李叔同的诗文，由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演唱。此作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和近代中国中西交融的背景特征，从中我们能感受到理查?斯特劳斯、策姆林斯基、贝尔格等对作曲家的影响，悲欣交集，深情委婉。相比之下，前两首更加成熟，后两首歌词似乎稍多些，有时难免影响歌唱家的表达。 　　《星光》首演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后经过修改，无论是宋思衡的钢琴独奏，还是上海歌剧院的合唱，与乐队交相辉映，气势恢宏而又细腻柔情，很适合庆典场合的演出。 　　《喜马拉雅之光》，被誉为“可能是此类以西藏为主题的作品中最恢宏的一部”。这部作品如作曲家所言，探讨了生与死、物质与精神、瞬间与永恒以及生命本源的终极意义。以古筝（苏畅独奏）为引的男高音（石倚洁）引吭高歌、坚毅顽强，男女声合唱千呼万唤，化为男童高音（刘坤）“远山的呼唤”，碧日朗天，苍茫无限…… 　　最后压轴的《敦煌》，虽然还只是序，但已体现了作曲家在内容和音响美学上不断求新的探索。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上海交响乐团在著名的波兰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切克执棒下，奉献了一场重量级音乐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场音乐会上演了两位重量级波兰作曲家作品――卡罗尔?希曼若夫斯基、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这两位是继肖邦后，波兰近当代极为重要的、并已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作曲家，尤其是后者，成为音乐会的主角，演出了他著名的第三、第四交响曲。而执棒的卡斯普切克，已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乐坛诠释卢托斯瓦夫斯基的权威。当晚的音乐会极具震撼力，新颖前卫的音乐语汇、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和深邃内省的沉思幻想，告诉我们，什么是当今一流的作曲家。上海交响乐团是首次演出卢托斯瓦夫斯基这两部艰深恢弘的交响曲，勇气可嘉，可圈可点。演出结束时，乐手和指挥都非常激动，多次谢幕，真有依依不舍之感。上演世界新作品有这样温馨热烈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正所谓一而再，再而三，5月6日，上海交响乐团又在张洁敏指挥下，演奏了卢托斯瓦夫斯基的继承人、波兰当今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潘德列斯基作品（《三首中国歌曲》（男中音独唱：托马斯?鲍尔）、《为小号和管弦乐团而作的小协奏曲》（小号独奏：嘉伯?博多茨基）和肖斯塔科维奇《第六交响曲》，这些作品在上海也是首演，现场气氛热烈火爆，张洁敏的指挥和乐队的状态获得广泛赞誉和好评。在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内，上海交响乐团即在“上海之春”呈现了三台极具价值的新作音乐会，可喜可贺，值得致敬！另外，5月8日，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指挥浙江交响乐团演奏《海上新梦――历届交响乐原创作品回顾音乐会》，也是对新作品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一次展示，值得一提。 　　由此可见，新作品的价值并不是一味的“为新而新”，关键还是要看质量、看品质。上海之春并不是简单的试验田（并非所有的新作首演一定要放在上海之春，不妨先作内部演出后修改完善），而是力求展示高质量新作的平台和孵化器，这个规格一定要上去。规格上去了，音乐节的影响力自然会上去。纵观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音乐节，莫不如此。还有，“新”的眼界要宽，立足点要高，如此，中国的原创作品才会随之“水涨船高”，逐步走向世界级的水平。本届音乐节的演出，已初步显露出了这样的变化趋势，值得肯定。 　　如果说创新求新是“上海之春”的一个翅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