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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性表达 　　地域文化指的是在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并且流传至今的文化传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性格，于是有了“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的千古论断。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形态，电影为中国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地方生命力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下中国的电影导演都在有意识地选择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区域来展开影片的叙事，试图在特定的空间里表达最有生命力的群体。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展，地域的选择正在从第五代导演对中国乡土风情的彰显，转向至第六代和新生代对城市边缘人群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表达。这种代际间的差别，正是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电影在地域文化上所呈现出的不同观点和视野。 　　一、 中国导演特定地域的个体选择 　　每个作家心中都有一座城，就像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湘西之于沈从文，奥克斯福之于福克纳。这座城的风土人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灵感，也决定着他们的作品风格，即使已经走向远方，也不由得反复回望。对于许多中国现当代导演们来说，他们心中也都有这样一个地方――贾樟柯从《小武》到《山河故人》，故乡汾阳始终是他绕不开的牵绊；娄烨的《苏州河》和《春风沉醉的夜晚》，故事都发生在长江支流的河畔；张艺谋的大西北情结，让他的电影处处显现着北方黄土地的高亢苍凉；霍建起在大山深处的小村落构建出人生的悲欢离合，使他的作品整体上泛着水墨画般的婉约细腻。这些地方可能是导演的家乡，也可能是他潜意识中对某个地方的向往，这里的山水人文都是他们对生命的隐喻和体会。 　　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认知和思想观念，中国第五代导演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饱尝文革的苦难，经过十年浩劫后他们迫切渴望精神家园的回归。在寻根文化的时代主题下，陈凯歌、张艺谋和田壮壮等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北方地区――黄河是中华民族具有永恒象征的地域物象，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自古就被视为正统文化。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吴天明的《老井》，都将黄河水与生命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被视作早期电影创作者们对北方地域的初步解读。秦关汉月和八百里沃野让张艺谋对北方热土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切身的感悟，使得他的电影拥有绮丽豪迈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有着历史与文化的厚重。张艺谋电影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北方或西北地区，《我的父亲母亲》里河北的丰宁坝上草原，《三枪拍案惊奇》里的甘肃沙漠，《秋菊打官司》里陕西的农村，这些作品中追求生命自由，反抗命运压迫的年轻女性，饱含着华夏儿女的旺盛生命力。和第五代导演一同成长起来的霍建起却有着不同的地域选择，他青年时期在北京怀柔插队，京郊秀丽的风景和田园般的意境让他热爱自然纯净的美，如家庭般温暖的公社生活和淳朴善良的农民让他感到生活无比美好，自然的风光和人性的质朴让他对农村生活有了深深的眷恋，所以他的电影拥有一份独特的温情和诗意。霍建起喜爱南方小桥流水的静谧，《那山那人那狗》在大山深处朴素山民和美丽的侗族姑娘构筑起一个诗意的人间，《暖》中多次出现了南方特有的白墙青瓦，既是片中人物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映射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在青山绿水间展开了一段段悲喜人生，引领着在都市中奔忙的人们诗意的还乡。 　　与文学的抽象描述不同，电影可以真实生动地展现环境空间内的所有景象，观众不需要发挥任何想象就可以得到一个地域的印象。真实的地理形貌在电影中，不仅仅是作为故事背景的存在，它还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注脚和生命状态的展现。人与自然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文化，导演所选择的地域空间的也是他们对人性探索的形象化表达。 　　二、 方言表述的多重隐喻 　　方言是地域文化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具有浓厚地域质感和人文气息。近几年，中国导演开始在电影中广泛地使用方言。张艺谋《秋菊打官司》里的陕西方言、陆川在《寻枪》使用了贵州方言，再到冯巩《没事儿偷着乐》中采用的天津话。当镜头聚焦于特定区域中的小人物，方言让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圆融?满，鲜活的草根气息跃然于屏幕之上，生动地传达出当地人真实的性情和趣味，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疯狂的石头》在一部电影中融合了中国的南腔北调，保定话、青岛话以及重庆话和广东话，既增添了喜剧效果，也强化了与社会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恪尽职守的包世宏，被两伙盗贼搅得心力交瘁，用重庆话大喊道：“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国际大盗麦克衣冠楚楚，英姿飒爽，却总是在行动失败后用广东话喊一句：“我顶你个肺。”老板助理的一口四川话既能讲出“无人驾驶”和“高科技”，也能讲出粗鄙不堪的语言，正是当下无数披着文化外衣，内心粗俗无比的人物缩影。工艺品厂厂长的儿子更是外来文化冲击下丧失自我的典型代表，他用不伦不类的广东话搭讪女孩子，用家乡的四川方言向父亲要钱花天酒地，但是遇到真心喜欢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