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估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质量-毕业论文外文翻译.docxVIP

附件：1.外文资料翻译译文重新评估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质量——詹姆斯.C.泰勒有用的工作满意度的措施在评估工作的特点以及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中是有问题的。根据民意调查和组织调查显示，多年以来，虽然在高和稳定的工作满意度水平下，雇员的挫折感和异化迹象却一直在增加。经过更密切的检查，这似是而非的调查导致的结论是：无论再严谨的工作满意度调查及测量，得到的只是修改工作和减少员工的挫折感方面的没必要的信息。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表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测量工作满意度的时候，雇员本身需要更多地参与测量。工作满意度已经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尴尬概念。许多代表着工业人文主义利益的社会科学调查员都对工作满意度十分有兴趣，他们建议要去关注和改善人与职位的关系，提高工作满意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关注已经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和文职部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大部分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都无法仅通过对工作及工作本身的研究。历史上曾经有过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这或许可以支持或者攻击现状，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尴尬的是，在对美国雇员的工作满意度的继续调查研究中，用极高的百分比来衡量他们工作的满意程度，而在同一时间内降低对工人的承诺，雇员所表达的通过增加缺勤率（特别是部分周缺勤），罢工（因其他原因除了工资）而拒绝谈判达成的合同以及破坏产品的比率显然变得更大。雇员异化的这些问题已经提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如果公众关注继续增长，为什么雇员安静的绝望与工作越来越被看作是与压力之间的和解，这些事实和精心准备将使对工作满意度的严格调查成为必然。前言本文的目的是在不减少抽样误差和防范反应的情况下，使用更精密的统计测试，在不同的模式下对满意度数据进行界定和衡量。我这样做并不是寻求对工作满意度研究本身的批评，而是批评使用该变量的评价并试图改善工作生活质量。这边要特别提出的一个研究模式是行动研究方法(Lewin, 1946; Davis, 1971)，一个关于职务设计的民主化模型(Elden, 1976; Taylor, 1976; Herbst Getz, 1977)。那些指标会改善工作生活质量和雇员在特定的工作设置中是否已经参与和承诺，以及使用何种语言，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在这个模型中，要抓获具备衡量有关个人发展的更多新标准的能力的工作持有人，这些描述是最近由Blackler和Brown提出的(1975)。研究背景关于工作满意度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前有几点看法。长期以来，有兴趣的调查员就一直在研究使工作满意的多种措施。Kahn Morse从1951年就开始研究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并于1973年在美国工作时创办了一个论坛。那次辩论的立场是呼吁针对各项工作的特点，利用越来越多的新的具体措施，如投影措施。我们应该使用假设性的案件或者以其他方式或间接的问题接近受访者，因为直接的问题可能过于威胁性而使得受访者变的更加谨慎。这次辩论虽然激烈，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悬而未决，尽管有严谨和仔细的研究，如调查的工作条件等，但在1970年从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ISR）对工作满意度规模的单一的和添加剂的办法的比较中发现，70年代的采用单一措施的整体工作满意度的水平令人惊讶的低(HerrickQuinn, 1971)。其他一些最近的工作满意度的讨论，完全避免任何的定义或测量的辩论中，反对者更直接上诉到潜在的社会问题。举例来说，部分支持工业的人文主义在推定报告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目前可用的工作满意度的绝对数字可以推断出美国工人的不满（Rosow，1974）。这种使用甜甜圈与孔的方法的不满，被界定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问题，因为工人对他们工作不满的报告已经数以百万记。存在的问题尽管有这些国家的最高权威，美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指数仍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在盖洛普或者其他国家的调查中，这些指标是否由单一项目所采取的措施或者是非常复杂的多个项目的规模，例如那些已经提到的对这一比例感到满意的工人报告仍然莫名其妙的高。统计的事实是，不论在何种程度上测量所带来的复杂性，都要承担。百分之八十或更多的接受调查的美国人都满意他们的工作。这是事实，是否研究使用数据的具体的工人在组装厂或国家随机抽样。Imberman和Deforest在芝加哥报道，一项由咨询公司对五家工厂的3800名雇员的调查显示，79-85%的雇员对装配生产线的工作感到满意（Imberman，1972）。Rutgers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报告称， 在1968年调查的576名联合汽车工会成员中， 95 ％的人对他们在汽车工厂的工作感到满意（Siassi， Crocetti ＆Spiro， 1974年） 。虽然这些调查者宣称，他们的调查样本是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质量：对一个在巴尔的摩预付联盟健康计划的联合汽车保险集团代表的重估，但是，样本应该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