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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瓷器赏析 　　天津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当中，瓷器是重要的一类。经过数十年的收集，馆藏瓷器达到5000余件，主要来自天津市文广局、天津市财政局多次拨交；天津市文物公司移交和价拨的各个时期、各个窑口的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移交的各个窑口的瓷器；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天津、北京购买的大量瓷器，尤以在北京韵古斋、宝聚斋、悦雅斋、懋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购买的瓷器最精，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最高。 　　天津博物馆藏瓷器中还包括一些爱国人士的捐赠，如何启君捐赠的清乾隆款豆青釉鼓式罐，韩谨华先生捐赠的清雍正官窑青花松竹梅纹碗，吴颂平先生捐赠的清雍正款粉青釉印花寿字纹渣斗，杨健先生捐赠的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瓶等瓷器精品，多为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慷慨捐赠，丰富了馆藏，提高了藏品质量。 　　中国在东汉时期烧造成功了真正的瓷器，浙江上虞等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烧造温度达1300摄氏度以上，使用的是高岭土，器身上有光润纯净的玻璃釉，吸水率低，敲击有清脆的金属声。馆藏汉青釉划花弦纹瓿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业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浙江青瓷形成主流，馆藏西晋青釉盘口鸡首壶、东晋越窑青釉虎子、东晋青釉点褐彩蛤蟆渣斗，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特色。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瓷业迅速振兴，突破了南方专美的局面。代表器物如安阳北齐范粹慕出土的四件黄釉印花乐舞人物纹扁壶，生动模印出五个胡人乐舞俑的场面，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黄釉模印凤鸟纹扁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 　　隋朝虽然统一时间短，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隋朝的统一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c融合，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更是促进了这种交流。馆藏隋白釉高足盘，造型硕大，是盛放茶具的实用器；隋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 　　隋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造型独特，可以与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相媲美。 　　唐、五代时期瓷器的生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北方以邢窑“类银类雪”的白瓷为代表，馆藏唐邢窑白釉玉璧底碗，质地细腻，釉色雪白；唐白釉辟雍砚，釉色白润，中间为凸起的圆形砚面，四周是圆圈型砚池，是北方白釉瓷器的代表。南方以越窑“类玉类冰”的青瓷为代表，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的七绝诗《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对当时越窑瓷器美丽的釉色进行了赞美。馆藏唐越窑青釉双系盖罐，釉色纯净润泽；五代越窑青釉合九字款碗，釉色青绿，如秋水般深沉，碗心刻有“合九”二字，其意可能是喝酒，也可能表示一共九件。 　　宋代是中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皇室的需求，形成了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这五大名窑的作品天津博物馆均有收藏，是国内不多的集齐宋代五大名窑瓷器的博物馆之一。 　　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据考证烧造时间为宋哲宗元裙元年（1086年）到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二十年间，因烧造时间短，数量少，在南宋时就有“近尤难得”之说。汝窑现今传世不足百件，故弥足珍贵。馆藏一对宋汝窑天青釉瓷盘，通体施天青釉色，釉色肥厚莹润，釉面上布满了细碎的冰裂纹，如冰似玉，清雅高洁；盘底满釉，有三个细小的芝麻花支钉痕。 　　官窑分为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徽宗政和年间设窑于汴京（今河南开封），称汴京官窑：南宋设官窑于修内司及郊坛下，称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1930年发现，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标本。馆藏宋官窑龙纹圆洗，通体灰青色釉，青翠如玉，釉汁肥厚凝重，釉面布满了自然天成、纵横交错的开片纹；口部镶铜扣，圈足露胎呈褐色，紫口铁足的特征十分明显。圆洗内底印有一团龙，若隐若现，更增添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此洗釉色纯正，造型古朴大方，为宋官窑典型器物，并且印有龙纹，较为罕见。 　　哥窑在宋代没有文献记载，至今未发现窑址。传世哥窑以仿三代铜器造型为主，常见有胆式瓶。胎体较厚，胎质细腻，釉色有灰青、月白、深灰、青黄和米黄；釉质肥润有油酥光，釉面开裂成不规则的细碎纹片，纹片呈黑、黄二色，俗称“金丝铁线”；采用裹足支钉烧或圈足垫饼烧，后者细窄的圈足底边旋削平滑，底足施满釉，传世品多有缩釉小坑。馆藏宋哥窑盘，胎骨呈土黄色，米黄色釉，釉润而施透，布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金色铁线”纹，还有缩釉小坑，为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河南禹县是钧窑的故乡，惟有钧台八卦洞是北宋后期建立的烧造宫廷用瓷的官窑。钧窑虽属于北方青瓷系统，但它的釉色却变化多端，美不胜收，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说。馆藏宋代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造型呈六瓣葵花式，三个如意云头行底足，器里施天青色釉，洗内釉面上含有“蚯蚓走泥纹”，器外壁为玫瑰色乳浊釉，釉质肥厚，色彩绚丽；器底上抹有酱色护胎釉